数字经济：提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为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将组织实施2018年“互联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在今年两会上得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纷纷为其发展建言献策。

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

人均GDP增长0.5%至0.62%

据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整体规模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而在百姓生活当中，人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和“数字”打交道，出门滴滴叫出租车、吃饭参照大众点评、买家用品上淘宝等等，可以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业态也正不断渗透入到寻常百姓家。

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就能够增长0.5%至0.62%。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时代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更是创新经济、开放经济和代表未来的新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整个要素发生了改变，原来的要素主要是土地、人力、劳动力，还有相关的一些资本。”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认为，“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结合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整个数字经济。”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窗口期、机遇期，建设数字企业、发展数字经济机不可失。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孟洛明在接受《人民邮电》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单一，仅仅依靠人力、物力、土地等资源，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将数字化手段视为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要素，并且尽快制定反映创新驱动发展成效的绩效考核指标。

由此可见，数字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料及核心要素，也已经成为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换句话说，数字经济是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鸿沟”到“红利”

中国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

从缩小鸿沟到释放红利，中国经济也因“数字”抢占更多发展先机。

有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近50倍，分享经济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2007年至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论文中，中国占比近20%，发明专利授权量世界第二。被“数字”赋能的中国经济在多个领域抢占先机，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活力。

徐晓兰认为，数字红利的释放首先得益于不断夯实的网络与信息服务基础。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50M以上宽带用户比例超过60%，4G用户平均下载速率较2016年同期提高30%，手机流量资费、中小企业专线资费大幅下降。良好的网络土壤让基于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蓬勃展开。

庞大的市场、良好的环境和应用融合能力也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与前几次互联网浪潮不同的是，数字经济更强调跨界融合，旨在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中实现价值增量。对创新的快速反应渗透让数字红利在多领域铺开。

“未来，数字经济还将显现出很强的辐射效应。”徐晓兰说，比如，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很多乡村一步跨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不仅成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更修正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区位概念。

数字经济风生水起

带动落后地区实现弯道超车

近年来，贵州省依靠数字经济优势迅速在祖国的西南角成长起来，GDP增速名列前茅。过去，贵州省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且相对滞后，但近些年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日益高涨，其产业规模、应用探索均走在全国甚至世界的前列，换言之，数字经济成为了贵州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全国人大代表、贵安新区党工委委员欧阳武指出，贵州在上一轮工业发展浪潮中较为落后，但借助数据中心的建设，通过汇聚全国的海量数据，进行大数据的深加工，为智慧城市等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也是西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种很好的尝试。而正是这种“尝试”让贵州成为较早“吃螃蟹”而占领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省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贵州省委省政府敢于转变发展思维观念，从2013年起就抢鲜布局，如今在众多领域收获了“第一”。如今，贵州已经成为了汇聚全国海量数据的高价值的 “钻石矿”。

“得益于庞大的用户市场基数、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构建的数字生态体系和持续不断的政府支持及投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极为良好的历史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对《人民邮电》报记者说，“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很多国家的规划并未得到快速落实。相比之下，我国不仅提出和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网络强国、‘互联网 ’、大数据等一系列富有远见的发展战略或规划，而且正在脚踏实地一步步落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规模虽大但也有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应快马加鞭

今年年初，苏宁进一步明确了数字苏宁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三年两万家店的智慧零售开发计划。这些看上去是线下的门店，其实每一个店都是一个互联网的窗口，是数字化的门店，这就是业态融合的新商业模式。苏宁“掌门人”张近东认为，要开展政企合作，加大探索数字资源的开发与连接，构筑社会化的数字发展服务网络，建议全社会数据共享，让更多企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当前，依靠传统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些疲软。相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要素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则动力强劲。根据目前部分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零售电商交易额已超过美、日、英、德、法五国总和，移动支付交易额相当于美国的11倍，在虚拟现实、无人驾驶、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些数字经济的重点领域，我国的风投规模位居世界前三名。但是，在徐晓兰委员看来，在核心基础技术的攻关、数字化建设经验的积累、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配套体制机制的革新等方面，我国仍要继续努力。

正如马化腾两会上所言，“‘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才是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弯道超车，各地应加紧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让数字经济祛除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发展“积弊”，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奠定“领跑”条件

让数字经济服务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信息技术支撑。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尤需夯实数字基础。如何让数字经济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加速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改造，让更多人分享数字“红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说，目前工信部联合多部门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积极推进新技术的研发和商用部署。以5G为例，研发试验进入第三阶段，将推动5G系统设备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

“过去网络安全只是网络本身，如今却关系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刘多说，当数字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要素，拥有高效的监管方式，建立与之适应的安全体系尤为重要。她建议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提高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能力。

加强实践分析，增强政策制定针对性。徐晓兰建议，建立基于有效的数字经济运行监测机制。设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前预判经济现象，提供更好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