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局老局长张国宝：全国就6人反对特高压，国家能源局有人挑事作梗

在当下，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纷纷进入寒冬。在寒冬中，政府不懈地在努力拉动经济活力和投资需求。其中，重大公共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政府投资的首选。在此背景下，特高压电网建设，有望大规模开展。随之，特高压发展与否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各方的讨论焦点。

早在2004年，特高压电网构想登上历史舞台。从此，特高压技术的发展，一直与争议相伴。从最初对特高压输电安全性、经济性的质疑，到聚焦于特高压交流、直流优劣之辩，持续近十年。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先生，于2014年年底(12.29日)在国家电网报上发表口述文章，再次表示支持交流特高压工程，希望大家理性争论交流特高压工程问题。以下文章标题为编辑自拟。

张国宝：全国就6人反对特高压，国家能源局故意挑事作梗

比如能源局电力司就有人找江苏省，要他们表态反对建特高压，否则就不批，这就有点意气用事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把电力司的负责人叫到我办公室，问他们是否有这种事。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电子局工作，当时中国刚把国门打开，正是技术装备的引进热潮。那时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戒心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因为我们很多技术和人家差距很大，几乎每行每业都需要引进技术。其中，输变电线路技术也是引进的重点之一，从变压器、开关到各种的断路器、避雷器都引进，而且引进了不止一家的技术、装备。像变压器有ABB的，有西门子的;开关也有好多家，有法国的，日本的，很多国家的。

开始时遇到很多问题，像变压器漏油，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那时候很普遍。那时平顶山高压开关厂研发六氟化硫开关，还发生过爆炸。这些事都发生过，那时国门刚打开，输变电技术和国外差距非常大。

那时全国电网基本不互联，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南方几大区基本互不相联，即便在这几大区里面，电网也不互联。当年华中电网和川渝电网是不相联的，后来建设了从三峡到万县的“三万线”，才算把川渝和华东联起来，川渝和华中变成了同步电网就是靠“三万线”。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分散了。像新疆就分了好多电网，互相不联，以后慢慢把南疆和北疆联起来，然后把乌鲁木齐和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联起来，这时新疆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电网。

改革开放初期，两大瓶颈影响经济发展，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能源，拉闸限电那时是普遍现象，我们急着要把电搞上去。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输变电线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原来分散孤立的电网联成一个大的电网，这样可以相互补充调剂。但在当时，输变电线路的建设跟不上。当时流传一句话，“重发、轻供、不管用”。对发电大家很重视，建电厂积极性都很高，对输变电重视不够，而对用户侧管得更少。所以，当时发电增长很快，但输变电没有能够及时跟上。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了电压等级为500千伏的输变电技术，在这之前，西北地区的最高电压等级是330千伏，多数地方是220千伏，再小就是110千伏。500千伏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引进建设的，第一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是葛洲坝(600068,股吧)到上海的葛沪线，从葛洲坝往华东送电。那时我在计委也参与了这条线路的引进建设。因为这条线路是全套引进BBC公司(后与阿西亚公司合并成了ABB公司)的技术设备。

到了后来，西北电网的电压等级要提高到750千伏，因为330千伏不够了。那时电力部还没有撤销，电力部科技司司长张晓鲁来找我说要上750千伏，我当时就说现在要上750千伏，将来又要上1000千伏了。如今，我国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迅速增加，现在一个华东电网的电量也比当年全国的大好几倍，不能同日而语，从量变到质变了。

由于中国的能源资源分布非常不均衡，能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东部和南部无论是水力资源，还是煤炭资源都相对缺乏。西部和北部的资源如何送到东部和南部去，这是我们国家始终面临的问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同时，输电线路越来越多，输电通道也是宝贵的资源，要精打细算，尽量少占输电通道。为了保证今后的供电更加稳定、可靠、安全，我们应该选择输电容量更大、长距离送电线损小的输电技术。

我为什么支持特高压

既然说这是数万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提炼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难道提炼错了，不应该搞怎么写进去了?如果要责怪特高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那首先就是科技中长期规划没有经过充分论证。

说起特高压，现在对国家电网公司搞特高压有些非议，成了敏感话题，包括对我们这些支持搞特高压的人也有非议。其实，第一次把特高压技术写入国家文件的，不是国家发改委，而是国务院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为什么要搞这个规划?解放后搞过一次科技发展规划，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搞的，大家认为那次规划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科技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取得的成绩。

所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搞一个新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个《纲要》的形成，据说是全国几万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到共识，并提炼出来的。这其中就把特高压写进去了。纲要中对特高压的定义就是±800千伏直流和1000千伏交流，文件把特高压列为国家要重点扶持的20项科技发展项目之一。

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发改委也好，还是电力部门也好，都是《纲要》的执行者。后来有人争论直流还可以，但不应该搞交流;还有人说《纲要》里没有说电压等级是多少，没有指出来特高压，后来我翻了一下，里边是写清楚了的，直流是±800千伏，交流是1000千伏。应该说我们这些部门和企业都是贯彻科技中长期规划。假如说不应该搞特高压，那也只能说是那个文件搞错了。为什么这么说?既然说这是数万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提炼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难道提炼错了，不应该搞怎么写进去了?如果要责怪特高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那首先就是科技中长期规划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我认为发展特高压还是多数科技工作者得到的共识。

国家电网公司主张要发展更高电压等级，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输送距离越来越长。我国远距离输电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西电东送以后。今后还会增加，因为在东部沿海，除核电站外，建设大型火电和水电的机会不多，所以需要大规模远距离输电。而且现在多地受雾霾的干扰，思想也在转变，过去强调在本地建电厂的思想开始弱化了，很多地方接受从外面来的电。比如江苏，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考虑更多地使用外来电，而不是强调一定要在自己的地方建电厂。所以，应集中建设大型煤电基地、水电基地、核电基地，比如锡林浩特褐煤很多，完全可以建立大型煤电基地，然后通过特高压把电送出来。

我为什么很支持特高压，就我个人经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二滩弃水”。当时二滩水电站建成后曾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建好后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低谷期，二滩的电没人要。我负责主持分电，但也很勉强。因为当时联接川渝的输电线路还没建，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那个时候经济低迷，大家都不要。当时把二滩的电分成几档，其中一种是计划内的电，我记得好像连3毛钱都不到，两毛多一度电。在这个电量以外再发的电，叫计划外电量，只有3分钱一度，当时我们说这连磨损费都不够。

为分电的事我到处求人，请他们帮着解决。其中我就找到了当时的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我了解到从二滩送出来的电，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我问为什么送那么少?他说这都是算出来的。怎么算的，说是根据导线发热情况计算的。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费了半天劲，建一条 500千伏的交流线路，说多了才送100万～120万千瓦，这样算的话，我们得需要多少条线路啊。建设线路也不容易啊，而且到处都是输变电线路既影响观瞻，更要占用沿线的森林和土地。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原来的500千伏交流线路的输送容量并不大，大数说就是100万千瓦左右;±500千伏直流当时输送容量大约300万千瓦。如此，要想输送容量大，就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

关于特高压的论证

会上只有陈望祥仍持反对意见。那天中午在发改委食堂吃饭时，我特意和陈望祥坐在一起，继续听听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他的意见毕竟是少数。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发展特高压之后，我们认真地做了几次论证。2005年6月21～23日，国家发改委在北戴河召开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有 200多人参加，集中了全国专家的智慧，分了五六个组，这其中既有电工专家，也有电力设备专家。经过这几个组的讨论后，大部分人都赞成搞特高压，即便一些人提出了改进、注意的问题，但大方向上也都赞成搞，只有6个人反对。回到北京后，反对的同志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明他们反对搞特高压的理由。领导看到有人反对，就批示给发改委要认真论证。其实我们已经论证了，但领导要求论证，我们就又开会进行论证。

2005年10月31日，召开了第二次论证会，这个会放在了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特意通知，要邀请有不同意见的人来参加，就把对特高压持反对意见的人都通知到了，但最后只有陈望祥来了，他在会上讲了他的意见，其他人都没来。我还问过为什么这些同志没有来?有人说这些同志来了以后怕受你们围攻。本来开这个会是想让两种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因此，我把蒙定中的反对意见印成书面材料，发给与会者。

参会的其他人都赞成，吴敬儒同志在会上提出，建议先建淮南-上海的特高压线路。国家电网公司那时提出的试验示范线路是晋东南-荆门。吴敬儒的理由是华东地区缺电，而在南方一带只有淮南、淮北有煤矿，所以在这里搞坑口电厂把电送过去，有利于解决华东地区缺电的问题。他讲的听起来有道理，那国家电网公司为什么要建设晋东南-荆门线路呢?

国家电网公司解释说这个意见很好，他们也想建淮南-上海的特高压线路，但这条线路途经地方的人口密度更大，拆迁量更大，要建的话要更加紧凑，要搞同塔双回线路。而第一次搞交流特高压一下子搞到同塔双回，难度更大。先搞一塔一回，这样先在晋东南-荆门的线路上取得经验，以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搞同塔双回。国家电网公司是从技术难度上来考虑的。两边说得都有道理。

会上只有陈望祥仍持反对意见。那天中午在发改委食堂吃饭时，我特意和陈望祥坐在一起，继续听听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他的意见毕竟是少数。

会后，又有人给上面写信，说没有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还是听取了，只是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我们这些人各种运动遇到的事也都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是经验之谈。如果不留下书面东西，你讲完了，今后你说我不是这么说的，是别人理解错了，到时无据可查，怎么办?所以，那次会上，发言都录音了，也让大家写出了书面意见材料，而且都签上名字。

那次会，还请了史大桢、陆延昌等电力部的老领导，只要是在世的都请了。黄毅诚因为身体不好没来，但他写了书面意见是赞成的。其他的几位都来了，他们都表态赞成搞特高压。会议还特意请了老电力部的几任规划司司长，我记得是五任或六任。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是赞成搞特高压的，电力部的老部长也都是赞成的。这第二次会议是因为有人写信，根据领导批示我们又开了一次，实际上在北戴河就论证了，200多人开了好几天会，时间又长，参加人数又多。

争论应从科学理性出发

现在500千伏带电作业很普遍，从电力学来讲，只要人体各部位处于等电位就不会形成电力流。带电都能作业，你说对人体有什么害处?

要说对发展特高压持不同意见的理由，事实上，理由变了很多次了。最初的理由基本上是两条，一种是说科索沃战争，美国使用了石墨炸弹，如果建了特高压电网，将来美国使用石墨炸弹，一下子就把你的线路断掉了，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停电。为了证明这点，想得到部队的支持，专门找了军事科学院，希望军事科学院出具一份材料支持这种观点，可是军事科学院没有给出。石墨炸弹的原理是炸弹里的石墨丝挂在电线上，使正负极短路，但这种原理不是专门针对特高压电网的，其他电压等级电网也存在这种风险。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攻击的就是低压电网。

第二种理由是说特高压对人体有害。这也没有什么证据。有国际机构出了个意见，至少到目前为止不能证明高压对人体有害。但人家既然说了，也不能说人家说得不对，怎么办呢，就采用物理办法。500千伏杆塔高度的对地电场强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为了减少对地电场强度，可以把杆塔再建高点，离地面更远些。电压等级高，离地面远，所以电场强度保持不变。电场强度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500千伏带电作业很普遍，从电力学来讲，只要人体各部位处于等电位就不会形成电力流。带电都能作业，你说对人体有什么害处?

这两个问题从技术角度都没有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后来就不提这两个问题了，又提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美东大停电，建设更大的同步电网，如果发生停电就跟美东大停电一样，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把电网拉垮了。所以，应该分层分级用直流隔开，不同意搞特高压交流电网。第二条理由是说国家电网公司是为了阻碍改革，认为国家电网公司怕进一步被改革拆分，所以他们用坚强的电网，用特高压把各大区都联起来，使得以后就是想改也改不成。一直到现在主要就是这两条理由。从技术角度来讲，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反对意见不能说是坏事，可以把方案搞得更完善。但各种争论要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应该完全从科学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

现在是反对的人还是反对，赞成的人还是赞成。那以什么标准判断呢?光靠概念性的反对或者支持都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这时候，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授予了中国电科院(300215,股吧) 开发的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序，用计算机模拟电网安全。于是我们找到中国电科院的周孝信院士，让大家到中国电科院去参观一下。这个系统可以把全国装机容量在 6000千瓦以上的发电厂和110千伏以上的输变电线路都输入计算机系统，然后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假如说有电厂不发电了或有线路断了，会对全网造成什么影响。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把哪条线路弄断了，所以模拟计算是可行的。他们的系统证明不搞特高压反倒不行，因为随着今后各个大区装机容量越来越大，一旦出现跨区的直流特高压出现双极闭锁，缺少有功、无功补偿，反而容易把电网拉垮。我们把一些人请到中国电科院参观，其中包括媒体代表。大家看了以后很有信心，计算机模拟证明特高压是应该搞的，是有利于电网安全的，而不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缺席的电网规划

过去我们已经有过经验教训，“重发、轻供、不管用”，所以应当在“十三五”规划中更多关注输电、供电问题和需求侧管理问题，不是光盲目建设电源点就能解决电的问题了。

实际上，对建设特高压有反对和赞同意见很正常，其他的论证也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在特高压论证问题上会这么尖锐复杂?就是没人来作最后拍板，如果不是管理部门内部一些人表面公允，实际上暗中挑事，也不会那么困难。在特高压输电线路上有一条很关键，就是计划建设一条从锡林浩特-南京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黄毅诚同志在任时找了我好几次，他非常重视锡林浩特褐煤的转化，那地方有大量的煤，而最缺电的是华东电网，可以在锡林浩特建大型的发电基地，再把电送到华东去。国家电网公司坚持要建特高压交流线路，想把三华电网联起来，但有人反对。应该是技术之争的问题掺进了非技术因素。例如能源局电力司就有人找江苏省，要他们表态反对建特高压，否则就不批，这就有点意气用事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把电力司的负责人叫到我办公室，问他们是否有这种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高压规划和建设都停顿下来了，一直到了“十二五”规划制定完成，分规划也都陆续制定完了，输变电规划却始终出不来，因为意见相左。让国家电网公司拿意见，国家电网公司坚持要规划建设几条特高压线路，而能源局就不同意，意见总拧着，直到现在输变电规划都没有出来，现在“十二五”就快结束了。这样就影响了内蒙古、东北等地区，有些风电多的地方，本来在全国平摊算不了什么，那么一点点电加在一起还不到2%，但还是要放弃20%左右，因为送不出来。尽快建设输电通道对于我国发展新能源是有帮助的，如果电网通畅，这点风电消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在要不要建设特高压电网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导致电网建设规划大大滞后。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新的电网规划还可能受影响。我觉得“十三五”规划中应当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已经有过经验教训，“重发、轻供、不管用”，所以应当在“十三五”规划中更多关注输电、供电问题和需求侧管理问题，不是光盲目建设电源点就能解决电的问题了。

科学计算证明是安全的

反对者认为三华电网联起来，装机容量那么大，一旦出现问题三个地方都要垮掉。我认为不会出问题。

晋东南—南阳—荆门的交流特高压线路已是既成事实，那后来淮南—南京—上海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这条线路是怎么批准的呢?当时这条也不同意。那时吴邦国同志还没有退休，两会期间他是安徽代表，所以他要到安徽团参会。安徽的代表提出来要建淮南—南京—上海的特高压交流线路。安徽有淮南、淮北煤矿，他们想在淮南、淮北建一些电厂，把电送到上海去。他们在安徽人大代表团发言要求国家尽快抉择。吴邦国同志对此作了批示，后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这条线路。

其他的线路都没有批，都搁置下来了，尤其是锡林浩特到南京这条是最受反对的一条，因为有人反对三华联网。现在采取的是折中办法，这条交流线路不修到南京，只修到济南，到南京建一条直流，济南还属于华北，所以还是形不成三华电网。

国家电网公司认为，三华同步电网并不大。美国和欧洲的同步电网比这还要大。美东电网的装机容量比三华电网要大，欧洲虽然国家很多，但整个欧洲电网是联在一起的，总装机容量也很大。所以，即便把三华电网连起来，总装机容量也没有超过美东电网和欧洲电网。但反对者认为三华电网联起来，装机容量那么大，一旦出现问题三个地方都要垮掉。

我认为不会出问题。美东电网和欧洲电网的同步电网比三华电网还要大。从技术角度讲，电科院有个形象的比喻，华东电网相当于一个蓄水池，输变电线路把电都输到这个池子里，相当于好多条河流流到池子里，这些河流如果突然发生断流或突然泛滥成灾，那河水就要涨和落。比如一条±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突然发生双极闭锁，一下子500万千瓦的电就没了，这立即会引起电网频率的波动，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偿，电网会被拉垮。而交流电网可以迅速从别的区域，从更大范围进行补偿，如果只有直流不能无功补偿，反倒会使波动很激烈。我想这些东西光靠概念来说是没有用的，还是要靠科学计算，模拟计算证明是安全的。当然，还要靠实践。

特高压扶持了装备制造业

重大装备的研发一定要与重大工程相结合，如果不和重大工程将结合，空对空的研发，制造出来以后没人需要，你花了很大精力，投入了很大成本，却得不到回报。

特高压使整个输变电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如果说原来500千伏交直流电网的设备制造还磕磕碰碰，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到了特高压，再回过头来看500千伏，那就是小菜一碟，我们都会做。很长时间，±500千伏直流的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的，那时我都挺生气，老说今后再建就能实现国产化，但后来还是国产化不了，有好几个关键的部件不会做，比如晶闸管，就是大功率整流器。

到了交流1000千伏和直流±800千伏，欧洲、日本企业有做试验的，但没有工程化应用的。发展特高压扶持了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业，我们不是简单地去买人家的设备，而是要在国内生产，特别是特高压的变压器、开关、绝缘等关键设备实现了国产。事实上，别的国家因为没有特高压项目，也就没有工业化生产这些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我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一直坚持一条原则，就是重大装备的研发一定要与重大工程相结合，如果不和重大工程将结合，空对空的研发，制造出来以后没人需要，你花了很大精力，投入了很大成本，却得不到回报。我们的特高压也是这个特点，我们不是像日本那样，为了将来找市场去研发，而是一开始就有目标，±800千伏的有目标，1000千伏的也有目标。通过招标，设备制造厂商对未来产品的市场看得见摸得着，这对我们国产化很有帮助。如果没有工程项目，谁会下大功夫去投入、去研发，即使研发出来也没有人要。这种模式很好。

此外，特高压还走出了国门，国家电网公司中标了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项目。当时巴西能源部长来访问时，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的上海奉贤变电站。他反复问我为什么选±800千伏，而不选±500千伏。我说如果选±500千伏，同样的输电量就需要多建一条线路，输变电线路的路由本身也很宝贵。他就很注意说，那变压器是不是你们自己制造的，他要看看。当时有两排变压器，一半是ABB做的，一半是特变电工(600089,股吧)做的。他们回国后，巴西国内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建设±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国家电网公司竞标时，顺理成章中标。

特高压原来没有国际标准，±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的标准都是我们国家制定的，国际上也采纳了我们的标准，把我们的标准作为国际上这个电压等级的标准。这种变化太大了。我在机械电子局工作时，那时我们真是小学生，人家说啥咱根本不知道，一个六氟化硫开关对我们来讲就复杂得不得了，所以人家看我们连小学生都不如。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跟人家平起平坐，而且有些领域还超过了人家，特别是我们发展特高压以后，在输变电技术领域，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特高压十年感悟：身心俱疲

应该说，通过发展特高压交直流电网，我们整个技术水平，包括输变电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水平，都提升了大的档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有些方面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个过程，由于有着过多的争议，延缓了特高压的建设，也使得搞特高压的人备感艰辛、身心疲惫，不要说刘振亚了，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感到身心疲惫，争论太多而没有人拍板。其实争论不可怕，哪个事情没有争论?应该欢迎争论，但只争论不拍板这是有问题的。

现在好多人把一个电网和多个电网当成改革与否的衡量标准，我在很多场合下呼吁，一个电网和多个电网不是衡量体制好与坏的标准。从国际上来讲，既有一个电网，也有多个电网。衡量一项改革或体制好不好，还是应该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就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