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互联网+”与中国的数字化转型

　　《转型》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数字化的整体轮廓：“考虑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各行业的运用程度，预计2013年至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提升GDP增长率0.3-1.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在这十几年中，互联网将有可能在中国GDP增长总量中贡献7%到22%，到2025年，这相当于每年4万亿元到14万亿元人民币的年GDP总量。”

　　互联网发展对GDP的贡献是显著的，这种贡献是通过产业化实现的，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产业的GDP贡献和互联网产业作用于各行各业带来的GDP贡献。然而从转型角度看，互联网最主要的贡献还不光在于GDP贡献，而在于它会促进整体经济的服务化，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质量，提高经济附加值，从而推动中国从GDP“做大”，向附加值“做强”，向质量上“做优”转型。经济服务化与经济产业化在贡献上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助于在GDP增速下降的条件下提高就业。因此向总理汇报成绩可以说：我们没有依靠GDP增速，就实现了就业连年增加。这在当前，是比GDP增长更大的贡献。

　　《转型》并没有仅仅从GDP这一个点上总结互联网的贡献，它的点晴之笔在这句话上：“互联网不仅可以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还将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理解互联网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是理解《转型》的关键。比较产业化与服务化两种不同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互联网 或数字化转型的实质。

　　首先，“化”是指生产方式转变，而不仅仅是产业现象。正如工业化不仅仅是工业本身发展，而且是经济从小农化转向产业化一样；数字化转型也不仅是数字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而是国民经济从数量型的产业化向质量型的服务化的转变。

　　在历史上，工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有一个类似过程。最初只是工业发展，直接增进了GDP。相当于现在的信息产业发展，直接增进了GDP。接着，工业变成工业化，化可以当作生产方式转变理解，随着工业技术的普遍应用，工业化意味着农业和工业都按照工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产业化的方式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开始按照信息生产方式，也就是服务化（差异化）的方式发展。互联网本质上就是互联网产业走出自身，推动各行各业按信息方式（如小批量多品种方式）生产的过程。例如互联网金融推动银行从三大货款向小微货款的转变，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

　　二、经济数字化意味着经济信任化

　　近来不少互联网巨头将投资领域扩张到互联网以外的传统行业。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为什么会伴以互联网 这样的现象呢？

　　1、信任中介的出现与广泛渗透

　　其实历史上金融资本向各行各业的扩张，是同类现象。比较二者，有助于加强我们的理解。金融资本的扩张，本质上是货币力量的扩张，引起工业经济从工业发展到各行各业工业化的转型；而互联网资本的扩张，本质上是信息力量的扩张，带来信息经济从信息业发展到各行各业信息化的转型。

　　透过现象看本质，扩张中的信息力量并非信息技术力量，而是信息资本的力量。其中最核心的信息资本就是信任。互联网背后伴随的是信任这种信息资本扩张的过程。今天看来，阿里巴巴发展出支付宝，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为信任找到了一个支点。就象当年纸币为一般等价物找到一个支点一样。如果说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发挥作用，那么，当信息经济全面发展，数字化转型完成时，灌注了信任“币值”的信息开始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例如，支付宝成为以信任为内容的价值尺度和流通中介。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从深层看正是信任关系的全面扩张。这种信任不同于货币经济下的信用。其不同于信用的特点，一是信息对称（透明），二是信息对等（去中心化、P2P）；三是不可转移（存在于关系中，是社会资本）。

　　互联网中有一个不可逆的现象，凡是互联网冲击之处，所在行业都在从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方向转变，而不是相反；所在行业的微观基础，都从原子契约式的发展向关系信任式的发展转变，而不是相反。互联网带来了社会资本，说得通俗一些，使人们的生意世界从不透明的生人世界转向透明的熟人世界。

　　狭义的信任，只是买卖两造之间的信任，也就是支付宝所体现的信任。但广义的信任——这种信任足以同资本和劳动并列，作为生产函数的余值（这是福山、佩雷菲特的观点）——是相对于物质力量的“人的力量”（如熊彼特、费尔普斯所说的创新，个人能动性等），它是支付宝所代表的力量向各行各业全面渗透后所体现的基于信息透明的商业诚信。用我的话来说，信任是湿的力量（“未来是湿的”），它隐喻的是所有不能物化的力量。经济由物质投资驱动，还是由这种不能物化的力量驱动，是转型的最大看点。

　　金融资本，可以读如“不信任”资本（意思是没有信任仍然起作用的资本，是“干”的资本）；信息资本，可以读如信任资本（意思是只有通过人才能起作用的资本，是“湿”的资本）。信任是相对于契约而言的。货币的原型是契约，它假定人与人的关系是互不相识，互不信任，是原子论的。它是为不信任条件下成交准备的中介。而信任正好相反，它假定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认识，相互信任，是关系论的（关系又称互联，关系网又称互联网）。

　　信息、数字这些技术上的东西，相对于信用，就好比纸币相对于货币价值的关系。谈数字化不到位的最大表现，就是把钱理解成了纸——把信用意义上的信息理解成技术意义上的信息。而信任又是信用的资本化形态（学名叫社会资本），它与信用的关系，相当于利息之于货币的关系。信用评级（好评率与差评率），就相当于这种资本的价格，相当于利率。

　　与小农时代的信任不同，它不要求两造真的在一个实体的村里认识，只需要通过信用评级，使双方的关系达到熟人的水平。在支付宝作用下，生人之间达到“好象熟人”那样的信任。或干脆象微信那样，由熟人介绍生人，把生人变成熟人，向熟人的熟人扩展信任关系。

　　2、新的经济动力与信任经济的形成

　　如果说，工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国民经济完全货币化为标志，那么，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将以国民经济完全信任化为标志。阿里巴巴渗入各行各业的过程，类同于当年金融业整合各行各业的过程，区别仅在于第二次浪潮化与第三次浪潮化。数字化或者第三次浪潮化，客观上将是信任经济与信任社会形成的过程。

　　《转型》指出：”过去20年来，中国依靠巨额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扩张的增长方式在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而互联网能够在生产力、创新和消费等各方面为GDP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这种新的动力是什么呢？

　　法国的阿兰.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把这种动力概括为信任，他说：“经济史资料，诸如原料、资本、劳动力、生产关系、投资、贸易、销售、增长率等，迄今为止一直被置于阐释发展的中心地位”；但是发展动力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却在于把信任置于发展动力的核心，“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我们的假设是，发展的动力最终存在于对个人能动性，对探索和创新的自由抱有的信心之中”。

　　信任为什么重要？从学理上来说，信任的作用在于降低缔约交易费用。大白话叫“世上没有难做的生意”。交易费用相当于给媒人的彩礼。生意难做就是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制造业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但较少注意到工业化的彩礼已达到GDP一半以上这个更大弊端。对于中国来说，50多万亿的GDP，就有25万亿花在给中间人“彩礼”上。对于美国来说，财富赚一半，另一半都交给华尔街这样的中间人。华尔街在最极端情况下，可以既搅黄了生意，又照拿“彩礼”。人们管这种现象叫国际金融危机。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信任经济应运而生。信任就成为数字化纸币的币值所在，成为数字化技术背后内在的人的动因（“湿”的动因）。信任经济不同工业化的信用经济（金融经济），数字化的信任是建立在P2P对等、信息对称条件下的。金融经济的信用掌握在华尔街印钞机上面，是信息不对称、利益不对等的。数字化的信任，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不是信息不对称的，而是信息透明化的，因此它本质上只能由人心决定，而不是能由金融当局决定。这也是互联网金融背后的信用为什么与央行的货币量、货币价格无关（不直接相关）的道理。

　　从佩雷菲特定义的广义信任来说，数字化转型实质是物质驱动（干的力量驱动）向人本驱动（湿的力量驱动）的转型。没有消费者力量的驱动（C2B驱动）就谈不上透明与信任；没有创新驱动也谈不上信任；没有劳动者创造力的发挥，更谈不上信任。

　　正如整体经济的货币化并没有使金融企业独霸市场一样，整体经济的信任化也不会使互联网企业独霸市场。事实上，在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中，所有企业都将是互联网企业。这时候发生的最大变化，不是外在的技术变化，而是内在的商业变化，是所有企业、各行各业都要基于人心来运行，而不再仅仅是所谓的投资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三、经济数字化意味着经济效能化

　　《转型》指出：“由于互联网加快了有效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强了竞争，最具效率的企业得以更快地胜出。同时，互联网让信息更为透明，有助于优化投资决策，让资本配置更为有效。它还可以推动劳动力技能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降低价格、让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捷，以及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创造消费者剩余。上述转变会带来某些冲击，但最终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更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个观点。

　　如何理解“互联网加快了有效市场机制的形成”？市场机制是一种隐喻，隐喻的是以价格为核心配置资源。与之相对的是配置资源的政府机制。但网络本身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政府的资源配置机制。说网络形成“市场机制”，不免有语义矛盾。

　　首先，与市场机制一样，网络扁平化地配置资源，在这点上有别于政府机制；但它可以结构化地优化公共产品资源配置（例如免费模式），又有别于市场机制。其次，市场机制主要以定量的价格为手段配置资源；但网络机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为手段（包括语言、非结构化数据）配置资源，可以直接精准配置价格所无法配置的资源（如品质、体验）。

　　表现在竞争上，它更适合差异化竞争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竞争（Contestable）状态，而非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表现为平台类似“自然垄断”，而应用（APP）完全竞争；提高的是效能（相对于差异化的效率，即低成本个性化），而不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质化），表现为效率与多样性并重；提高劳动的多样性产出（如创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可能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相反，在未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情况下，还存在鲍莫尔所说的“成本病”），表现为不仅直接创造更多就业，而且可能提供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机会（如创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无需转移支付）。

　　互联网作为产业互联网化的过程，不能理解为是互联网产业在抢各行各业的饭碗。互联网企业介入各行各业所起的客观作用，是在发挥生产方式上的鲶鱼效应，将新旧生产方式的比较以效果形式向整体经济显示出来，从而推动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演变。比如100元的图书在网上卖50元还有钱可挣，说明层层加价膨胀中间环节利益的迂回生产方式，在效果上不如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快速拉近距离的直接生产方式。

　　如果传统图书行业主动转型，并没有什么技术和法律上的障碍，妨碍他们做与网上图书销售竞争者同样的事。如果传统业者把握了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竞争实质在于从效率向效能转变，他们甚至可以超越那些不开窍的互联网业者。

　　例如，传统实体星巴克咖啡为了试验咖啡不赚钱后的转型途径，曾试验经营图书。当互联网业者还沉迷于版权模式时，星巴克咖啡大胆尝试“版权免费，服务增值”模式。由服务员充当图书“编辑”，针对目标客户定制若干主题词，在煮咖啡的五分钟内，将经典作品迅速排列组合成独一无二的“书”，随咖啡送到顾客面前，从而提高了服务附加值。试验结果，三个月“卖”出6万本“书”。星巴克咖啡由此知道自己不会倒闭了。在这里，星巴克咖啡采取的是“产品免费，服务收费”的模式，其实就是云计算中的SaaS模式。其要点不在于效率（印出多少册同样的书），而在效能（低成本地印出只卖一本的书）。互联网企业只知云计算的技术，但没有把它内化为云服务的商业模式，但传统企业反而率先活学活用了。说明一个道理：没有传统产业，只有时代的产业。一二三产业都可以用数字化的生产方式经营，都可以跟上时代。例如，农业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就在工业化时代；以服务化方式经营，就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在帮助中国的各行各业跟上信息时代，而不是互联网一个行业的事。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真正转到位，还不是《转型》现在刻划的这个状态，而是个性化的“情境定价”实现后的状态。那时候，关于市场机制，人们在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补上一句，“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性作用”。无疑，互联网将加快有效能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