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概念十年落地 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

市规模尚小时就把地铁修好了，它的运营成本就高。有人会说，这么拥挤了才修地铁，为什么不早修？早修运营成本高，经济支撑不了。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因为有新技术产生，它会颠覆老技术，产生新的灵感，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信息化。

　　NBD：智慧城市的建设要迈入下一程，您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郭仁忠：从现状来看，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不是不会做，真正的障碍还是数据问题。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呼吁要开放数据。我们也做了研究，关于城市的数据是很多的，政府并不拥有所有的数据，也只拥有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政府为市民服务的过程，来自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还有数据在企业手上，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社交，在淘宝上购物、交易。

　　但是，反过来想想，这些数据是谁的？比如说手机信令数据是不是归运营商所有？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需要法律来回答，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能回答。做数字中国也好，要建智慧城市也好，数据的（归属权）问题不解决不行，法律上不能滞后。所以我个人理解，数据开放不是说哪一个政府或者企业有没有魄力来开放，而是少一个法律支持：怎么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开放到哪一步？开放给哪些人员使用，可以使用到哪一步？

　　现在有时候是不敢开放。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城市模型，分析城市人流、交通流，运营商的基站数据是最好的。如果有了手机移动信号的数据，建模、分析没有问题，但是运营商不敢提供给我们，即便是做研究。问题就来了，哪些数据的挖掘应用是合法的？例如，挖掘别人的隐私就应认定为非法。因此，要界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开放数据，我认为不仅是政府要开放，企业也要开放。数字经济，数据就是原材料、生产要素，相当于土地，有数据才能做加工、才能出产品。其次，土地也有土地管理法，没有法律支持，没人敢开放数据。

　　冯奎：这个问题越到深处，就越是数据产权的问题，如果要交易，就必须有产权，这是基础。

　　不少地方陷入困境，原因无外乎几个方面。首先，建设智慧城市的理念还跟不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有的地方管理也跟不上，没有形成共建共享机制，缺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还有一个是服务跟不上，市民说好才是真的好，但现在很多城市很难做到；最后是保障跟不上，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需要充足资金予以支撑。

　　时代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质量的要求，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在这里我也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们建议，要有决心、信心、恒心、重心、匠心、齐心。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城市的效率变革、动力转换，这正是智慧城市所要解决的问题。

　　●硬骨头三：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

　　“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设置并推动议程的进行”

　　NBD：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多个方面，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三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郭仁忠：政府该干什么，企业干什么，社会又干什么，边界还不太清晰。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跟城市建设差不多。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后续的服务应该让社会来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掏钱做，但商品住宅就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

　　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数字化产品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同样应由政府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而非公共产品或者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就应由企业来做。

　　但有个事情需要国家统筹考虑：建设“数字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应当变成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向社会开放，但现在还是商品的属性。我从家里开车到单位，路是不收费的，但打电话是需要收钱的。如果每一条路都要收费，这个城市没法运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同理。从大方向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坚持公益性导向。主体工程建成后，再引入市场行为，这样可以更多地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我有一个体会，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方面，需要强调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是企业主导，企业提出需求和举措，再转嫁到政府头上。

　　但正如您所说，如果简单地让政府来设置议程，遇到懒政、怠政，不作为又怎么办？所以需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来倒逼体制机制的完善。比如像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搞好，那么市民可能就走了，用脚投票。市民是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他们的作用。企业也是同理，只有城市发展好了，企业才会落户发展，其逐利的行为和本质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共享单车，有利于城市交通拥堵的解决，智慧城市系统开发企业，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既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又获得了经济利益。本质上是经济学上的“自利”带来“利他”。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远议程，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发布并推动议程的进行，在智慧城市要解决什么问题、时间节奏、成本收益测算与评估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议题。政府之间要进行比拼，形成竞争的环境。政府、企业、市民各有侧重、互相支持又互相提出要求。

　　郭仁忠：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有些小城市，会被大公司技术、产品、方案所限制。我记得一个案例，那个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十几个亿，但一家企业为它做的智慧城市方案也要十几个亿，很不现实。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买完钱包以后我就没钱了。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盈利目的性很强的企业。

　　一位城市领导跟我交流，说要打造智慧城市，水务局的找到他说要做智慧水务，规划局的说要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要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这里的某一方，也不完全指企业，也有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要有顶层设计，城市政府应该有一个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NBD：那么，在具体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思路上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冯奎：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静态的。静态的系统好办，一年我喝三吨水，那我就准备三吨水。但智慧城市的设计是做3.5吨还是35吨，还是不做，不做的话又会丧失发展机遇。另外，正如前面所说的，跟一个大企业绑定，之前谈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地超前。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做，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作出错误的判断，判断错了该做什么。我们经常说，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如果所做的事情本身不对，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所作的努力，如果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地超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郭仁忠：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腾出很大的地方建设指挥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的花费要几千万元，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要上百万元，对于小城市而言，这项成本十分巨大。但我在想，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有多大呢？

　　现在已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够调动各部门的数据，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大厅？我想，了解城市的运营情况，不需要在物理上搞一个很大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硬骨头四：西方模式中国不一定照搬

　　“我不敢说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

　　NBD：国内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国际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郭仁忠：坦率地讲，我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比如说深圳的扫码停车，还有杭州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这些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好处。

　　总体来讲，西方城市相对比较成熟，他们要做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改造和更新。比如，在路口增设针对盲人的感应系统，或是在路灯上增加引导系统。西方城市很少能像我们做全新的顶层设计规划。外国城市很少有大规模的投资、系列化的改造。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公益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和机制具备的一种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了国外的，那我来介绍下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智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