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激荡30年：1987：省为实体启幕

1987年9月，一连四日。

国家计委、经委、水利电力部在北京共同召开“加快电力发展与改革座谈会”。这是历史上管电的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分环节负责电力行业的规划、投资、建设、运行等。

坐在主席台的部委领导告诉台下30个省(自治区、市)的厅局长们，电力体制改革要启动了，要用改革的方法缓和电力供应问题，他们将会拥有更多的资金、更大的权力，也将背负更多的责任。

经过此前数年集资办电的试验，动及体制的改革已决意迈出。从更大的视野看，这个同家早已开启了变革的步伐，电力体制改革只是时代宏大叙述的一环。

一个月前的8月份，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了数次会议，希望在五年之内把电力的供应紧张基本缓和下来。解决缺电问题，始终是上世纪年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数次会议之后，形成了几个路轻，一是划定电力基数，中央给各省市的电量就只有这么多，地方要用电要发展，只有靠本省规划。按照此后的说法，这是省为实体，自己对自己负责。

提出这些思路的是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小组组长。

为了推动电力行业发展与改革，中央1986年批准成立了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工作小组，这是公开信息可见的电力行业首个体制改革议事机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电力体制改革由这个机构开始推动。 

地方承担更多责任，在当时看来是唯一能解决日渐严重的“电荒”的方法--中央钱少了，地方钱多了，地方也要分担办电的职责。这一条思路在此后几十年左右了中国电力工业的走向。

20世纪80年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财政地方承包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开始“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增加了地方政府扩大收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分级承包，地方的财政收入逐年递增，而中央财政则日渐捉襟见肘。

在当时，比较理想的分配是这样的：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归中央，三分之一归地方，还有三分之一归企业。但是中央的财政收入已经达不到三分之一了。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1987年已经下降到20%。

中央的钱少了，分给水电部用于办电的自然没法满尾电力建设需要。但是，在中央各个专业部委中，水电部的投资已经是最大的了，一年的投资就是9亿元。而其他一些部门，比如机械部、电子部、轻工业部等，一年的投资也就是两到三个亿。

但是这依然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在北戴河会议上，水电部和计委还在努力跟财政部谈，因为当年各个部的投资都在下降，电力部门认为核照当时形势电力投资不能下降，反而应该增加，但财政部表示无能为力，没有同意，因为“中央一级财政没钱”，“没钱什么事也别想办”。

在此前的职权划分中，办电是中央主导的事项。经济不断增长，电力需求持续旺盛，办电的资金却不能同步增长，电力紧张蔓延，部长家里被停电已不鲜见。

当时全国都步入缺电当中,1980年全国缺电400亿千瓦时，到了1986年扩大到7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比当年所有农村地区总用电量还要高120亿千瓦时.

因为缺电，当年黑龙江用电大户在枯水期被迫停产3--5个月，大庆油田130台注水泵，冬天要停60台，完不成注水任务，以致影响了全国石油产量。强势的石油部门因此很恼火，“有些意见”。

新兴的经济省份广东则缺电160万千瓦，这一年就影响产值250亿元，在全国，这一数字达到千亿之多。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建成后由于缺电而没法投产，建成之日就是停产之日，有些项日投产仪式由于有领导参加就实施临时供电，领导一走，工厂接着就停产，所以有的地方出现两次投产，地方和企业焦急又无奈。

原能源部总工程师、电力规划专家周小谦说，当时的情况是用电设备容量增长速度太大了，远高于发电装机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