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高收入群体没有立场抱怨能源价格高？

能源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什么?答案之一是：重申常识。

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能源革命，完成产业转型，挑战在于：第一，我国仍处于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阶段，必须直面以工业为重点的绿色发展现实，不能单纯地依靠调整产业结构解决环境问题;第二，从来不存在既便宜又清洁还供应充足的能源，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偏好下做出权衡和抉择，有舍有得;第三，如果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严肃对待，化石燃料成本高企，也会给可再生能源行业带来相对成本优势的反转，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化石能源的终结者。

事实1：中国仍是工业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以工业为重点

在于上周五结束的2018上海能源创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史丹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以来我国三大产业增长对GDP的贡献发现，工业增长的贡献最大，“去掉价格因素后，服务业增长在GDP中的占比还不是特别大。”这意味着，“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了，完全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史丹表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有两个共识：第一，经济发展失去工业支撑就失去了动力，所以德国有工业4.0，美国有再工业化，日本提倡绿色发展;第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要实现绿色工业化或者低碳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最大的区别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传统的工业化是市场机制自由发展，以经济价值、自我效用最大化为核心的选择。绿色工业化是对这种观念的修正和抛弃，要实现绿色发展，要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能源转型，中国的能源要跨越式发展，实现从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其中，油气承担过渡功能，过程越短越好。在生态环境、清洁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促进转型，举个例子，如果完全按照市场选择，很多人是不会选择天然气的，会回到烧煤的老路上。这个时候需要政策支持促进转型。还有推动能源体制的革命，也是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的重要内容。现在很多人说技术也成熟了，经济性也不错，但是就是转不了，很多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体制改革滞后。

事实2：在能源补贴大量存在的前提下，中高收入群体没有立场抱怨能源价格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能源经济系主任郑新业强调，现代能源经济体系建设，必须尊重国情和禀赋约束。我国的国情是工业比重高，经济结构中高耗能产业多，同时人民收入水平较低，为高品质能源支付较高价格的意愿较低。这一现实要求继续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优化协调不同政策工具，减少因政策叠加和冲突造成的损失。由于存在既要供给充足、又要价格合理还要清洁环保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就需要决策者在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偏好下做出权衡和抉择，有舍有得。

在郑新业看来，中国能源发展有10大事实不容忽视：

其一，能源供需总量不平衡，供给压力大，尽管能源强度不断下降但仍高于OECD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其二，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新能源发电及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不高，环境与碳排放压力大。由于不同能源品种的交叉需求弹性不同，能源价格、基础设施、环保政策和政府补贴等因素，都会影响能源品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其三，政府、企业和居民都担心能源价格的冲击。我国电价存在交叉补贴，能源支出占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比重上升，但要区分不同能源价格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此外，能源价格波动的宏观影响要具体分析，大量研究表明，国际油价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小。同时，需要重新思考能源领域的“大宗商品”概念。能源产品与农产品有本质差异，稀缺性、产业组织、需求弹性以及外部性上都与农产品差异较大;

其四，不同人群用能存在差异且能源补贴规模巨大。按收入水平区分人均年用电量，高收入户的现代能源如电力、管道燃气等的消费量高于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传统能源如煤炭消费高于高收入户。这意味着，对现代能源消费的补贴，更多的是补“富人”。同时，能源支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也较大，以水电燃料等支出占比来看，低收入人群由于燃料支出比重高，比高收入群体更易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比如，水电燃气的消费支出，在最困难群体中的占比高达9.51%，而在最高收入群体中仅占3.42%。可以跟能源消费支出对比的是在外出吃饭支出，最困难群体的外出吃饭支出比例只有4.67%，最高收入群体则有9.11%。这说明高收入人群在外吃饭多，低收入群体主要在家做饭吃。居民消费的电力、燃气等能源都是享受了补贴之后的价格，中国的能源补贴规模很大，另外该征的税没征也叫补贴。因此，在谈居民用能源价格时，其实中高收入人群是没有立场抱怨的;

其五，我国的经济是能耗堆砌型发展，转型压力大。制造业也是整个附加值的主要来源之一，高耗能行业能源需求占比超过一半，六大高耗能产业占我国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的80%，中国制造的高耗能产品在全球产量中占比高。

其六，计划体制压制劳动生产率。发电小时数倒挂，高效率机组得不到合理的发电小时数，国外优质能源进不来。

其七，能源缺口扩大，数量风险和价格冲击压力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我们是能源出口国，出口创汇，那时希望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能源产品涨价，发展到现在，我们是主要的能源进口国了，又希望能源价格降低。这个立场不能说有错，但要在国际经济秩序的视野下考虑，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要有相对一致的能源价值观。

其八，中国能源需求在全球比重不断提高，已经超过20%了。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对外投资稳步增长，能源贸易占全球比重提高。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需求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同时意味着，他国的汇率、气候变化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都和中国对外投资有着直接关系，必须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能源政策和企业战略。

其九，节能减排与发展权存在两难选择。我国的能源大省一般都是经济较落后的省，不调控这些省问题解决不了，调控这些省的话，靠他们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差。这是决策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全中国都是上海、浙江，问题早解决了，浙江、上海工业高附加值，涨一点电价没有太多影响，中西部涨三五分电价很可能厂子就倒闭了。附加值程度不一样，能源政策给各地带来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

其十，能源领域市场体制与监管框架初步建立。表现为煤炭领域整体实现市场化但有计划逆转现象;电力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品油市场化改革方向初步明确;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整体而言，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有成但存在问题。

事实3：要发展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碳管制，采取更务实的气候战略

气候变化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关系大吗?昆山杜克大学环境项目主任张俊杰教授的回答是，稍远，但气候变化是能源工作长期的系统性风险。大家熟知的一句话是，石器时代的终结并非由于缺少石头，当一种燃料退出舞台，不是因为这种能源不可得，而是与成本有关。

“如果把中国煤电的二氧化碳排放折算成碳的社会成本，取一个中间值，”张俊杰说，“目前的度电价格要上涨0.31元，这意味着基本电价要翻番了。”由于碳排放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当下，而损失体现在未来，这一折算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未来的价值。

“如果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严肃对待，化石燃料成本高企，也会给可再生能源行业带来相对成本优势的反转。”张俊杰解释说，“这种情形下，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化石能源的终结者。”

气候变化国际治理领域有一个共识，即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治理的态度，国际气候治理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互动。在这一背景下，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伤极美国经济根本的担忧，美国对《巴黎协定》的不感冒，不少声音认为，中国应该填补美国缺席的气候领袖的位置。张俊杰的看法是，务实更重要。

首先要看看美国的气候领导力代表什么。首先是排放的领导力，如果从历史累计的排放量来说，美国还是绝对的头号排放国。第二，美国是国际气候资金的主要贡献者。如果美国撤出，美国此前要承担的17%的全球气候资金缺口，中国是不是要填上?第三，全球低碳专利有三分之一是美国企业申请的，中国如果承担气候变化的领导，是不是有能力有技术来当好这个领导。

美国两党由于政权更迭产生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波动，这对于美国讨价还价拿到更好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总统谈完了，说国会不同意，得给更好的条件，这也是一种策略。中国的体制优势是一锤定音，国际协议违约率特别低，这是优点。同时，如果对国际协议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也有利于中国获得更好的利益。

对于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气候策略，总结一下有三点。

第一，中国气候政策应该基于自身利益，不应该随着美国政治的更迭而动摇。有关于气候政策、气候管制的协同效益，无论是环境协同效益还是经济协同效益还是技术协同效益，并不需要特别强调，道理已经很清晰了。美国短期内返回巴黎协定希望渺茫，很多人希望特朗普落选，目前的情况是，特朗普现在的政策在美国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的支持率的，他重新当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便是民主党能重返白宫，也很难短期内回到奥巴马的气候政策，中国的气候政策应该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第二，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发展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碳管制，用市场化手段。希望能够配套财税改革，一个增上来了另外一个就要减下去，企业总体宏观税负至少不变，但税收结构改善了。

第三，国际合作。中国一定要以贸易为“矛”进行气候变化合作，中国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产业和贸易，抛去了这个做气候变化是很不值得的。欧美国家集团通过气候变化希望能够促进经贸。

另外“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主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国的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平台把这些国家的碳管制标准和环境标准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