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输不起的“中美经济竞争”(下）三

都输不起的“中美经济竞争”(下)

张立伟

里根为治理滞胀实施了三项政策的组合：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减税。紧缩货币让整个宏观环境趋于稳定，放松管制释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并鼓励了市场竞争在宏观稳定与市场空间扩大的基础上，减税激励了企业更新设备与投资，让美国进入一个“大稳健”时代。这三项政策是有机的组合，美国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长期滞胀挤压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里根成功地把空间释放出来。

第三，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这一轮大国经济改革竞争与1980年代极为相似，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美国的滞胀。中国需要通过稳定宏观环境(控制货币)，以及打破管制、垄断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释放出被挤压的市场空间与效率，而降成本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美两国市场的各自预期完全不同，美国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型叙事”本身就会让中国处于劣势，如果不能稳定宏观环境，不能尽快制定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不给出一个确定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中美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一些全球竞争优势，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具有全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些优势迫使美国加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

但是，中国也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严重抑制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一个障碍性体系与破坏性结构之上，局部优势随时会因为系统堵塞与结构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这些优势可以为自己打气，但不要过于认真。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现在，中与原材料成本。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样，其他成本的上涨也不是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持续刺激带来的价格扭曲。在效率没有提升的前提下，由于宽松货币政策的缘故，要素价格被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不断抬升，导致正常企业高成本运行，利润率不断降低，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民间投资增长率出现长时间下滑，影响经济下行，而这又会迫使政府想方设法刺激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但中国非正常且长期性的成本抬升不会让企业将压力转为动力， “无序的大动荡”根本没有给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企业只能为活命而疲于应付，也没有多少利润支撑创新。虽然重视绿色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环保检查一刀切的做法冲击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造成整个产业环境持续动荡不安，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过去几年，政策主要关注国企扭困和新兴产业创新，制造业成了没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导致房价暴涨，去产能使上游商品价格大涨，与此相对应，居民杠杆率大幅提升，企业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市场能够清楚感受到，政府总是选择执行那些有利于政府、国企利益的政策，让大众与民营企业承担成本。市场的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任凭政府如何宣传改革如何伟大都无法改变。现在，为了树立改革事业的权威，政府应该将稳定宏观环境和降低成本摆在与

防范金融风险同样重要的位置，实现首尾相顾。否则，在美国减税吸引制造业的国际大背景下，对“世界工厂”地位过度自信而忽视制造业的困境，会遭遇“温水煮青蛙”式的悲剧。

中国应该改变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长目标而不停调控的经济管理方式，管住货币的总闸门，逐步将严重抑制中国经济活力与潜力的房价降下来，改变要素垄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要素配置结构失衡的现状，打破“成本上涨永不停”的市场预期，避免更多的企业家与工人逃离制造业。成本不停上涨、企业利润与经济效率不断下行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持续数年的状况已经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健康，趁着还没有动摇根基，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作者是经济观察人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