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电时代：裂变与重构

山东的思路是在竞价上网初期实现有限竞争，并实行最高限价，建立以单一电价或两部制电价为核心，辅以辅助服务补偿电价的上网电价体系浙江经过反复对比一些模式后，设计了单一购买+价差合约的竞价模式。上海的模式是，竞价电量分期货和现货交易两部分。期货分年度安排，现货分时安排，按电力平衡状况逐日发布。存量部分基本保证，增量部分加大改革力度。

如何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各界对此分歧巨大，至今亦是如此。

独立发电公司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认为对“厂网分开”的理解出了巨大问题。

真正的“厂网分开”应该是电网与其所属电厂实质上分开，而不是形式上分开。如果电网公司继续持有分离出来的发电公司的股份甚至绝对控股该发电公司，发电市场因此也就依然实现不了公平竞争。实行“厂网分开”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割断电网和电厂之间的资本纽带。然而当时所有的厂网分开的试点实践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由谁来推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也存在很多异议。这被认为是此次改革能否公正进行的关键所在。

当时许多不同的部门和机构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国家经贸委提出了实现“厂网分开”的初步意见和期限;国家电力公司在数省、市开展了“厂网分开”的试点工作;不少省、市政府的电力管理部门已经出台了关于“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试行方案：许多网省电力公司也有自己的设想和草案。

那么，究竟由谁来推动与把握这次改革最为合适呢?独立发电公司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的电力管理部门，即国家经贸委来担当这一重要使命。主要理由有二：其一，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项政府行为，是行业管理者的职责。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进行，需由国家一级的管理部门来统一策划和实施。其二，中央政府管理部门的地位决定了它在改革中的公正立场。由于它只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不是从业者，不直接涉及自身的利益，其制订的目标就相对公平合理。

2000年上半年，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联合组成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工作小组”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试点“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也没有取得可以在其他省份推广的成功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可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报告将试点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厂网公司没有在产权关系上彻底分开，各省市电力公司既有电网公司又有发电公司，在与独立发电企业共同竞价上网的过程中，很难在制度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第二，试点中的竞价模式不能真正反映成本。但如果加大竞价比例，具有还本付息压力的先进机组在与即将淘汰的老机组竞争时，又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还有，地方政府过去对一些外商投资电厂电价及投资回报率承诺等问题，导致市场参与的积极性大打折扣。由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撤销省市一级电力局的工作进展缓慢，因而难以建立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

进入20年后，舆论对国家电力公司的批评升级此时二滩弃水的效应持续发酵。

国家电力公司在六省市试行竞价上网的同时,1998年7月，二滩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

二滩水电站在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而且使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再小的事也是大事”。由于其资本金过低，还本付息电价就比一般电厂要高，西南地区电力严重过剩，而且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原有的送出计划没有执行，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二滩电站愈演愈烈的弃水。舆论的矛头指向了电力行业的壁垒，即国家电力公司的独家垄断。

新华社记者就此事写的内参被递上高层，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1909年4月19日，江泽民到四川西昌观看卫星发射活动结束后再次到二滩水电站考察，获悉二滩投产就面临亏损，对这一情况极为重视。回到北京后，他把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找去，问他：“现在一边用煤发电，一边却建好了水电站把水白白放掉，这种做法不可理解，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这样做?”曾培炎解释说，二滩水电站的电送不出去，既有电网瓶颈的问题，也有电力体制上的原因。当时，西部地区电力负荷低，大型电站电力地方难以消纳，而各省电网耳为独立，都愿意先用本省的电。江泽民听了以后说，你们要想办法解决滩电力送出问题，现行电力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曾培炎曾在《西部大开发回顾》专著中说：“由此，二滩弃水成为加快西部电力向外输送与改革电力体制的重要动因。”

《暸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24期刊文《二滩水电站为何陷入

困境》说，此时中国的电力行业从本质上说是标准的高度垄断行业，单一企业全面控制着电力调度、电量分配、电力销售、电费结算等权力，在电力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网外独立发电厂的电力电量销售顺利，体制矛盾不突出;但随着电力供应的缓解和买方市场的出现，体制矛盾逐渐激化。二滩的困境就是这种体制矛盾的典型体现。

此时国家电力公司给中央领导递送报告，解释二滩弃水，“影响二滩水电多发，关键是用电市场需求不足”。报告称，近年来，四川、重庆增加200万千瓦装机，对改变电力结构有好处。1990年四川的电力装机利用小时数为3200小时，重庆为4161小时。由于攀枝花钢铁下马，二滩至攀枝花的一回500千伏输电线路未上，减少了500万千瓦负荷。一滩公司与重庆市和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合同规定二滩发电机组不少于电网平均利用小时数,1999年实际为3131小时。二滩临时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185元，正式价为每千瓦时0.3元，用户售电价为每千瓦时0.46元，比平均电价高0.13元。四川、重庆已停发电20万千瓦，让给二滩。目前发电不足主要是通货膨胀，用电负荷不足。

2月末，新华社记者采写了一篇内参，反映二滩等西水电卖出困难。朱镕基批转给曾培炎和王春正、段应碧进行研究。

2000年6月13日朱镕基对《二滩水电站有关情况》的批示：“二滩电站大量弃水，并不是由于电价高(发电成本低，由于投资贷款利息高，导致还本电价高)，因核定电价0.31元/度，实际上网电价只执行0.13元/度，这样便宜也不让发,1998年弃水电量15亿度,1999年弃水81亿度，今年可能弃水120亿度。造成如此大的浪费，主要是电力体制改革滞后，必须改变省为实体的现状，实行跨区设公司，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多发水电，限制火电关停小电厂，这样每年可能节约发电成本以百亿元计。”

这段话后来收录在《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文章的标题为“电力体制必须改革”。

四川省委负责人于2000年7月份给朱铬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最近对二滩电站投产和能力发挥不足，各方议论较多，我认为应有个客观分析，这么大的机组投产，有一个消化过程(全世界都一样)，再加上重庆划出后，原分配给重庆的用电量是三分之二，现在用电不到三分之一……四川的水电资源要在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上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