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激荡30年：1987：省为实体启幕

此时的倾向已经逐渐明显，因为收革同时研究另个问题，希望以省局为经济实体，加大省局的权力，缩小区域网局的权力。

对于两分钱具体执行，改革小组提供了两个方案：一种办法是采取华东三省一市做法，每度工业用电征收两分钱，各方面比较能接受，影时也不大;另一种办法是在调电价中，从调价幅度中拿出两分钱，按电量多少分配至各省市为办电基金，免征税收。

形势的走向正逐步脱离水电部的可控范围。

价外加价的酝酿阶段，水电部的意见希望是统一交给自己支配，但方向即将明朗之时，水电部意识到统筹的基金很有可能不归其使用。无论上述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回家计委以及国家经委都倾向这一笔钱交由地方政府主导。这两个部门在宏观经济事务中拥有最重要的建议权。

“为了把办电责任交给地方，防止价外加价出现阻力，后来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两分钱的电力建设基金交给地方。”原电力部法规司副司长朱成章说。

这的确是一个较稳要的办法，只有收归地方，地方才会积极支持，不然他们均以影响经济的理由反对证收两分钱。

中央层面对水电部的安慰是，电力管部门以后是政府职能机构，“今后要搞行业管理，办电要交给地方”。

经过前后一年的调研和配酿，方案于1987年夏天直递最高层。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草案送到了北戴河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这个方案被国务院领导总结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两度，集资办电”20字方针，再一条“因地、因网制宜”。

9月12日的加快电力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整体框架公开。

方案第一条就提出了一个措施：改革跨省电网和省网的关系，将省电网从区域电管局中脱离出来。改革后的省公司和区域网公司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都具有法人地位。

我们的省，市。可以说它是一个行政单位，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大的经济单位。当省委书记、省长的，谁个关心自己省里的经济发展。”黄毅诚深谙中国政经的真实逻辑，他在国家计委曾经长时间分管基本建改，之后领导了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届能源部。

把办电的责任转到各省市，两分钱政策则解决了地方从哪里要钱的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国家层面最终的决定是，推广华东经验，两分钱征收权力下放到地方，收与不收，省里自己定，能自己解决用电问题，有钱办电的，不收也行;具体是收1分还是2分，什么时候开给收，也是地方自己定，马上开始收也可以，等到实在没钱了再收也行。

两分钱政策出台后。部分省份担心涨价“被老百姓骂”，不愿加价。后来国家计委出面动员说：“这是国务院定的，骂不到你们头上，骂不了两天的。民用电这么低，两分钱也不算回事。”

“应当说，这是个很灵活的政策，有了资金来源的政策，各省特别是各省的计委和经委都可以自己当家了。”

省一级政府担负办电的主要责任，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省级电力公司由谁来领导。

想要激发省级的办电积极性，就得确保省级政府对本省的电力有话语权。

国家计委接着明确，省、市的电力局或电力公司，要全心全意为省、市办电、用电服务。“不能说湖北电力局电力公司将来为四川服务，为湖南服务，那是不对的，就是要为湖北服务，建电管电也为省经济发展服务”。

他说：“电有特殊性，湖南省成立电力公可，湖南省省长说话你不听，行吗?但是平调你的钱和物是犯法的，你可以不听，谁建电，怎么建，怎么管，他是有发言权的。”

尽管各省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但是联系密切的电网要统一调度。中央的期望是，以后各个“儿子”各顾各的了，但是相之间还是要有个照应，不然电网垮了，就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了。

“将来这电够不够用，基本靠地方、靠省市，靠同家是靠不住了。”黄毅诚最后说。

省为实体即将走上历史舞台，纵横中国电力系统三十年。

政企分开是改革的另一重点，最早的抓手是投资体制中央层面无力大举投资，只能放权地方，中央管政策地方办企业。专业出身的国务院分管领导和水电部希望在政企分开改革和机构调整之前把相关的问题解决好，并利用政企分开的机会把集资办电深入。

9·12座谈会结束后，李鹏在会见座谈会部分领导同志时提醒电力行业，十三大以后，政企分开，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主要是行业管理，这是一个重大的体制改革步骤。今后搞行业管理，职能部门对下面具体的人、财、物要逐步脱钩，这是改革的方向。

此前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

李鹏还说，希望华东改革要快点，创造一点经验，华东先走个大点的步子，其他先走个小的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