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激荡30年：1987：省为实体启幕

电力部早已预见到此种情形。电力部一位年轻领导很早就写信给中央领导：“大家公认电力工业是突出的薄弱环节，中央也一再要求加快电力工业的建设速度。但结果电力工业的投资比重和投资绝对数一年比一年少，是向下调而不是向上调。现在电力工业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每年装机安排少欠账越来越多;二是在建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小，以后的日子如何过呢?现在到了不能耽误的关键时刻了，如果错过时机，我们将要犯历史性错误。”

这封信最后还说：“这不是‘争投资’的习惯病，而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写信者日后晋升为国务院领导，为电力体制改革启动注入强大动力。

电力专家姚振炎看得很准：“深层次的原因是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出了毛病，经济活动是以各省为单位进行组织的，在财政上分灶吃饭，而电力管理是高度集中和垄断的，就是国家出钱，一家办电，大家用电的大锅饭体制。”

从1987年开始的第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是试图在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上同时发力。

姚振炎曾长期在电力系统任职,1988年先后出任国家能源投资公司首任总经理、国家开发银行首任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一项曾经令人忐忑不安的试验试图改变这个局面。

龙山原是山东半岛较偏僻的地方，电网比较分散，各个县市普遍缺电。为了解决缺电问题，山东省做了一个规划建设方案，分散建几个小电厂。水电部计划司不赞成这一计划，建议把煤炭资源集中起来利用，建一个规模较大的电厂。因为龙口有一个煤矿，可以建一个20万千瓦装机量的电厂。在当时，一个县的用电也就是儿千千瓦,20万千瓦的电厂已经算大厂了。这家电厂可以解决周边四五个县未来一段时间的用电问题。龙口这片地方的思想当时已经比较解放，逐渐有了市场经济的观念，他们就接受了这一意见，同时提出由中央、山东省以及下面地县、企业、公社共同投资办电厂。

这是中国第一次尝试用发股票集资的方式向县、市、乡镇企业和山东电力局合资建设电厂，组成合营公司并组成董事会进行经营管理。

这一在当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改革试验措施开始改写电力工业的局面。

集资电厂的管理基本由水电部门负责，地方基本不参与。因为水电部坚持认为地方管电不专业，没有本事管，希望还是由水电部门来管。这一局面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才有所改变。

地方参与投资后，水电部和计委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分电，因为当时缺电，大家都争着要电，所以按投资比例分电，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第二个问题分利上就碰到了大问题。有一些地区电价定得太低，发电厂持续亏损，不仅不能分利，而且每年还要欠债。通辽电厂是一个典型。那时候国家没有钱，规划已久的通辽电厂迟迟建不起来，中央电力部门就动员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参与投资。一开始只有吉林投了，它用电量大。考虑到水电部给的条件比较优厚，分红比例比较高，后来黑龙江觉得还不错就跟着投了。辽宁想到通辽电厂建好后也可以分到不少电，最后也投了。

但是问题很快出现，当时东北电网的电价特别低，只有四分钱左右，通辽电厂投产后，不但没看到分红，而且三个省每年还要往里面填补一共1500万元的亏损。亏损电厂增多，主管部门意识到新建电厂也不能老是亏损，不然就没有积极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继续亏损，电力就发展不起来。而另一方面，当时国家要控制物价，电价不可能涨。

在当时，涨电价是异常困难的。电力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实行“新电新价”。当时中央发了1985[72]号文件，鼓励合资办电，解决用电问题，其中很重要一条措施就是实行“新电新价”。

但零星的集资办电未能扭转局面。缺电的范围已经由沿海地区和华中地区扩大到内地，长期不缺电的西北电网和西南电网也开始拉闸限电。

当时的报纸对缺电影响经济充满担心，民营经济发达的苏南出现了一句顺口溜：“形势好不好，看有没有电”。因为缺电，原纺织部旗下的郑州第五棉纺厂出口的纱和布仅分别完成73%和65%，广州纺织系统各厂每周停三开四，仅8月份因停电减产18万条。北京夜间也轮流拉电，范围从三环以外扩大到二环路以内。

水电部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1985年，水利电力部党组曾两度上书中央。5月31日，水电部党组写信给“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根本改革电力工业体制的建议”。12月25日，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写信提交了《关于电力工业当前问题的报告》。水电部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峻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担心电力不足可能成为今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收革中的一个矛盾集中点如不及早研究安排，恐怕将来很难补救”。“我们认为，这个矛盾应当彻底揭露，不能再拖了。”“丧失了这个时机贻误大局，将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