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牌项目开放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碰撞

中方又提出既然是股份合作，就应该双方各安排一位总经理，中方的就算是副总理也代表了中方50%的股份，有什么重大决策应该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双方是平起平坐的，对这个提议，壳牌表示不能接受，它在国外建立了40多个余业，没有一个是这样做的。谈判处于破裂边缘。壳牌的谈判高层来找我协商。我建议壳牌立足现状打破惯例

不设置中方副总经理估计不能通过。壳牌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设立中方副总经理，但实际上是按行政部门主管的职权和行遇来安排副总终理的，刚开始糊弄过去，后来被中海油的尤德华发现了。

壳牌一直没有让步，没有让副总经理有否决权。这是国际惯例，只有一个总经理，其他人都是助理。我认为广东搞改革开放，要逐步按照国际惯例来操作，才能把像壳牌这样的世界50强企业引来，对广东引进外资和发展经济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商标的使用。壳牌按照惯例，不管在哪个国家投资生产的商品，都采用壳牌的商标。中方提出在中国生产的商品为什么要使用壳牌的商标。壳牌认为他们的商标有120多年历史，在消费者心中根深蒂固，是笔大财富，而且他们在国外的40多家企业都使用这个商标。我在会议上站在壳牌这边，认为商标是一笔财富，无偿让我们来使用求之不得，广东使用外国商标的例子很多，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都是。后来，汇报给总理也没同意结果就采取了折中的做法，在壳牌这个商标前加上中国二字，变成“屮国壳牌”，销售到海外的产品就用壳牌商标。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预销售市场。按照国际惯例，市场是对外开放的，一边建厂就一边预销售商品，展现这个商品的服务态度、销售风格，为日后大规模销售做好准备。壳牌要求在华东、华北或广东挑选一个省来做预销售，但国务院顶住不同意。我为了办成这个事情，就提出能不能在广东做预销售，中央表示广东的事情可以自己决定。于是，我建议壳牌在惠阳以东的东部地区，建立加油站销售商品。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股本金的比例。壳牌提出股本金的比例必须占投资的30%—50%，股本金越多，向银行贷款就越少，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企业一开始承担贷款利息的负担就越小，企业投产后初期的亏损风险就会降低。要从自己的财政中拿出那么多钱来做股本金，中方觉得不行，中央不同意。这个问题最后谈到30%，已是壳牌的底线了，磨来磨去，中方还是接受了。中海油、招商局、广东都表示不要国家财政出钱，解除了中央领导的担心。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人向上反映我站在外商的立场说话，造成中央领导对我印象不好。后来。朱森林当省长，有一次次参加全国经济会议，有中央领导讲到这个事情，说东的匡吉同志在这个谈判中表现差，老是帮外商说话，要撤换我。朱森林开完会回来后，说要换掉我让张高丽来接手，但张高丽表示，壳牌项目一直是由匡吉负责的，而且省政府也决定这个项目由他负责到底的，别的人都不适宜接替他。后来，朱森林找我谈了这番情况。

壳牌项目拖了那么长时间，曲折复杂，但是壳牌直有这个诚意，最终在2000年之后又恢复了这个项目。为什么壳牌项目又能起死回生呢?李鹏总理一直是支持这个项目的，只是发生了一件他无法控制的事情，这个项目的进程发生了变化，中途停顿下来。几年过去了，在他离任前，他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王炎说“我下个月要去海牙访问，想和荷兰首相就大亚湾石化项目问题，签订个政府间的框架协议。”他叫王炎准备个框架协议和壳牌进行接触。中海油公司因为这个项目我从头就参与了，所以就把这个消息通知我，我也觉得有希望。后来王炎把框架协议做了出来，中方等于表示了主动，壳牌也从来没有放弃在中国打开市场的愿望，于是很快达成了协议，签订了框架协议。

这是个转折点，后来很快达成协议并开始建设。之后稍有调整，原来45万吨乙烯调整为80万吨。80万吨是世界级的规模，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把石油和化工同步开工改为一次审批分期建设，一次审批就是乙烯和炼油同时由国家计委审批，分期建设就是先搞化工再搞炼油。

后来在谈判的时候，炼油改为1200万吨，暂时不上。在谈判的时候国家计委和石油部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壳牌拥有世界上仅有的几项特殊炼油技术的专利，特别是把油渣、重油裂解成汽油等产品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我国对重油提炼的比率不过63%，而壳牌能达到90%以上，因此他有可能把世界的重油都拿来炼，而中国的重油却因为无法提炼浪费很多。石油部和计委担心如果壳牌用这套技术在大亚湾搞炼油厂，我们国家的其他炼油厂可能都会被它击败，所以就扣住这个重油的项目迟迟不批。但是又要和壳牌搞好关系，所以才分两次，先搞化工，再搞重油。

(本文经匡吉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