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车、电力与互联网：越来越精彩的世界

亨利·伯登有着搞工业发明的天赋。他是一名苏格兰工程师，1819年，21岁的他移民来到美国。他来美国后即在阿尔巴尼的一家农具工厂工作，他在几个月内就发明了全美第一台苗床中耕机用于疏松苗床，清除杂草。——编者注，并设计了一种改进型的犁。他在3年后迁到了附近的Troy镇，负责管理Troy铁器和制钉工厂。最终，他买下了这座工厂并改名为伯登铁工厂。他很快就发现，该厂位置极佳，附近就是哈得孙河和刚建成的伊利运河的交汇点。如果他能提高工厂的产量，即可通过运河将产品运销到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新市场。他开始行动了，将这个百年来一直依靠铁匠等工艺吃饭的小厂，发展成了一个机械化的工厂。他在几十年中制造了多台机器，使铁钉和铁路道钉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他还在1835年发明了伯登马蹄铁机。这是一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可以每秒1个的速度将铁条弯成马蹄形。他还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种大型航海蒸汽船，这种船成为日后很多渡轮和巡航船的范本。

但是，伯登最伟大的、使他名利双收的创造仍是工业水车。这种水车被一位当地诗人称为“水车里的尼亚加拉巨人”。它以空前的巨大体积和功率，使伯登铁工厂把其他制造商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公司凭借该厂产量和效率的扩大，以更少的工人和时间就生产出了比竞争者更多的马蹄铁、道钉等产品。该公司赢得了在南北战争期间为联邦军队提供几乎全部马蹄铁的合同，并成为美国铁路道钉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为铁路的进军西部做出了贡献。

对伯登来说，有效利用机械动力进行生产对公司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完全可与工人技能或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相媲美。他与当时的其他工厂主一样，既生产能源，也生产产品。

若是有人在20世纪初探访该铁工厂，他会看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那台巨大的工业水车已被弃用，场地四周野草丛生，机器本身已是锈迹斑斑，它在连续运转50年后，已被闲置了。制造商们不再需要自己解决动力问题了。它们可以通过送电到厂的输电网，用大型电业公司下属电厂发的电来驱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这些新的公用电厂很快就接管了工业动力的供应。伯登的大水车和全国成千上万台私人水车、蒸汽机和发电机已经变得过时了。

使大型电力公司成为可能的，是一系列科学和工程上的突破——在发电、输电及设计方面的突破——但确保其胜利的并不是技术，而是经济的发展。电力公司通过从中央电厂为许多买主送电，即取得了在动力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一点是单个私人工厂无法做到的。对制造商来说，将本厂与新兴的电网连接，以利用更便宜的动力来源，这已成为竞争之路上的必要一招。电力公司的成功全靠它自己的努力，它们一旦开始为工厂供电，即可扩大发电能力，并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从而取得效率上的又一次大跃进。电价下跌得如此之快，全美几乎每一个企业和家庭很快就都用得起电了。

对于电力普及所产生的商业和社会影响，我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电灯改变了生活的节奏，电动组装线使工业和加工有了新的定义，而家用电器则使工业革命进入了家庭，便宜而源源不断的电力使我们如今的世界面貌一新。现今的世界是100年前不可想象的，这种用了几代人时间就完成的转变是如此巨大、全面，使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家庭用上电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于电力普及所产生的商业和社会影响，我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电灯改变了生活的节奏，电动组装线使工业和加工有了新的定义，而家用电器则使工业革命进入了家庭，便宜而源源不断的电力使我们如今的世界面貌一新。现今的世界是100年前不可想象的，这种用了几代人时间就完成的转变是如此巨大、全面，使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家庭用上电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处于另一场划时代的转变之中，而且它也在走着与电类似的路径。动力生产在一个世纪前遇到的变化，现在正发生在信息处理上。由单个公司生产和运营的私人电脑系统，正在被中央数据处理工厂通过公共网格——互联网提供的服务所取代。电脑应用正在变成一种公用事业，而决定我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经济等式正在被再一次改写。

自公司数据中心首次安装电脑以来，在半个世纪里，各家企业为信息技术已花掉了几十万亿美元，他们为了各业务领域（从材料和耗材采购到雇员管理，到向客户交货）的自动化，不断为日趋复杂的系统增添硬件和软件；他们把这些系统放在工厂或办公室里，自己设专门技术人员保养维护。正如亨利·伯登和其他制造商曾为自己动力系统的先进而竞争一样，现在的公司也在为自己电脑系统的先进而互相竞争。不管主营业务是什么，它们反正是毫无选择，反正是要从事数据处理这门业务。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已有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公用电脑运算公司，利用微处理器效能和数据存储系统容量的进步，开始兴建巨大的、极有效率的信息处理工厂。他们为此利用了涉及几百万英里光纤电缆的宽带互联网，通过这个全球网格将自己的服务送到客户手中。这些新兴的电脑应用公司如同早年的电力公司一样，将会取得极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远远超过大多数公司自建电脑系统所能达到的效果。

一些公司看到了这种公用服务模式在经济上的有利之处，因此正在重新思考自己采购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方式。他们不再花大笔金钱购买电脑和软件，而正在努力与这种新的网格连接上。这一变化不仅会改变公司信息技术部门的性质，也会动摇整个电脑行业。大的技术公司——如微软、戴尔、甲骨文、IBM等——已通过向无数公司出售相同的电脑系统而赚了无数的钱。当电脑应用变得更具中央形态时，这种电脑系统的销售额将大大减少。鉴于企业界每年要花1万亿美元以上来买硬件和软件，全球经济将会感到这一新变化带来的影响。

但这很难说只是一个商业现象。在电脑公用服务业的最先进典范中，不少公司的目标客户并不是企业界，而是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是Google公司的搜索引擎。你想想吧，难道Google公司不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公用服务公司吗？当你需要在互联网上搜索时，你会用网络浏览器与Google公司巨大的数据中心连接上（这种数据中心建立在全球若干个秘密地点）。你输入关键字后，由千百台电脑组成的Google公司数据网络即会在几十亿个网页组成的数据库中搜索，选出与你的关键字最匹配的几千个网页，按相关程度排好序，并将结果通过互联网传到你电脑的屏幕上——这一切通常只花零点几秒。Google公司每天要重复几十亿次这种令人惊叹的运算，而这种运算并不发生在你的个人电脑中，它也不可能发生在你的个人电脑中。事实上，它的发生地点离你很远，可能离你千百英里，也可能在地球的另一边，是哪个地方的电脑芯片处理了你的搜索要求呢？你不知道，而且也不在乎——正如你不知道，而且也不在乎是哪个电厂发出的电点亮了你的台灯。

当然，一切历史范例和类比都有局限性，而且信息技术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电不同，但在技术差异的表层之下，电和电脑应用又有很深刻的相似——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容易就会忽视它们。我们把电看做一种“简单的”效用，一种标准化的、不引人注目的电流，通过墙上的插座即可安全和可预见地到来。电的无数应用，从电视、洗衣机到机床和组装线，已变得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不再认为它们是基本技术的要素——它们已呈现了它们自己单独的、令人熟悉的生命形态。

事情并不总是如此。当电气化开始时，它尚是一个未驯服的和不可预测的力量，能改变它触摸过的一切，它的应用是技术的一部分，正如发电机、输电线和电流本身一样。当时恰如对今天的电脑系统一样，所有公司都要判断如何将电用到自己的业务上，并经常对自己的组织和流程做重大修改。当技术已有进步时，公司又要勉强用着陈旧和常常互不兼容的设备——用现代电脑术语说就是“遗产性的系统”，尽管它只会将业务锁定在过去并阻碍其发展——而且它们还要适应客户正在变化的需要和期望。电气化，恰如电脑化一样，给各公司及各行业（当家庭也开始与电网连通时，也给全社会）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深远的和常常令人迷茫的变化。

在纯粹的经济层面上，电与信息技术的类似甚至更加令人吃惊。两者皆是经济学家所称的通用技术。它们二者被各色人等使用，应用于各种用途，执行着许多功能，而不是仅一项或几项功能。通用技术不应被看作是单个的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平台，可供许多不同工具或应用方法进行操作。一旦铁路的路轨铺好，你即只能用它做一件事：运行运货或载客的火车。一旦你建起电网，即可为无数电器提供动力，如工厂中的机器人、厨房中的烤面包片机及教室中的电灯。由于通用技术的应用是如此广泛，它为巨大的规模经济提供了潜力——如果通用技术的供应可以统一的话。

以上这一点并不总是可以做到的，蒸汽机和水车就是难以实现集中供应的通用技术，必须位于动力应用机器的附近，正因为如此，亨利·伯登才紧挨着自己铁工厂建造了一个大水车。如果他把大水车挪远几百米，水车产生的能量将会完全消耗在传动轴和皮带上。如此一来，就没有动力再供给工厂里的机器用了。

但是电和电脑应用有一个特性，使其即使在较小型的通用技术中也独树一帜：它们均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有效传输。由于它们的源头可以不在本地，因此可以取得集中供应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种节约要花很长时间才被人理解，甚至花更长时间才能被充分利用。在任何一项通用技术发展的早期，技术标准还完全谈不上，也没有广泛的配送网，因此也就难以实现中央供应。它的供应出于必要，是无组织的。如果一个公司想利用这项技术，就只好买为供应它而必需的各种部件，将这些部件在现场组装好，使其变成一个工作系统，并雇用一组专业人员来维持其运转。在电气化的早期，各工厂为了用上电，只好自己安装发电机——恰如今天的公司为了用上电脑，只好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一样。

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它造成巨大的投资负担，给公司带来沉重的固定成本负担，并在技术和操作人员方面导致不必要的开支和能力严重过剩。这种情况对技术的供应商倒很理想——他们收获了公司过度投资带来的益处——但它是无法持续的。一旦可以实现这种技术的集中供应，大规模公用服务供应商即可排挤私人提供商。公司可能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放弃自办动力供应的做法并省下全部投资。但是最终，公用服务导致的巨大节约将使人难以抗拒，即使是最大的企业也会顺应潮流，集中供应网格终将取胜。

2004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受人欢迎的iMac电脑的最新款。这种电脑自1998年问世以来，一直因设计的不同寻常而令人耳目一新，而这最新的一款尤其令人吃惊。它的外表就像一台平板电视，长方形的显示屏嵌在白色塑料外壳上，其底座居然是铝制的。电脑本身的全部部件——芯片、驱动器、电缆、连接器——均藏在显示屏的后面。它的广告词很聪明地预计到了潜在买主的反应：电脑到哪儿去了？

我们长期以来对电脑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我们大部分人仍然在家里或在上班时依赖个人电脑，但我们利用个人电脑的方式已与以往非常不同。我们已不再依赖电脑硬盘中的数据和软件，而是日益更多地利用公共互联网传来的数据和软件。

但是，问题不仅仅涉及一次精明的促销行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微妙的承认：我们长期以来对电脑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我们大部分人仍然在家里或在上班时依赖个人电脑，但我们利用个人电脑的方式已与以往非常不同。我们已不再依赖电脑硬盘中的数据和软件，而是日益更多地利用公共互联网传来的数据和软件。我们的个人电脑正在变成这样一种终端，其力量和作用不是主要来自电脑里的内容，而是主要来自电脑连上的互联网——尤其是连入互联网的其他电脑。

我们利用电脑的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初步形态的电脑中央运算已存在很久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早期的个人电脑拥有者通过调制解调器经电话线上网，以便接入CompuServe、Prodigy和Well等中央数据库——人们通常称其为“告示牌”——并与其他用户交换信息。“美国在线”普及了这种网上社区，并增加了多姿多彩的图形、聊天室、游戏、天气预报、杂志和报纸文章，以及许多其他服务。还有其他更专业的数据库在向学者、工程师、图书馆人员、军事计划人员和商业分析人员开放。当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1990年创立万维网（www）时，他为一件事准备好了舞台，即用一个巨大的公共在线数据存储器来取代一切私人的在线数据存储器。万维网使互联网得到普及，将其变成了一个分享数字信息的全球集市。当易于使用的浏览器（如网景领航者和互联网探索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免费提供时，我们大家都一窝蜂地上网了。

但在万维网出现后的前10年中，它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地方。我们主要将它用作一个庞大的目录，一个以超级链接捆在一起的网页总汇。我们在网上“阅读”，用和阅读杂志差不多的方式浏览网上的内容。当我们想工作，或玩游戏时，我们就会关掉浏览器，而打开自己电脑硬盘里已装好的程序，比如微软Word，或Aldus Pagemaker、Encarta、Myst等。

但在万维网令人熟悉的、如书页一样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有一系列强大的技术在支撑，这包括用于描述和传送数据的复杂程序，而这些强大的技术不仅会极大地放大互联网的用处，还会改变电脑应用本身。这些技术将使所有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变成单一的信息处理机，很容易就能与他人分享信息和软件编码。一旦这些技术得到充分掌握，你就不仅能用互联网看单个网站上的网页，还能运行复杂的软件程序，而这些程序有可能会从许多网站和数据库同时接收信息。你将不仅能在互联网上“阅读”，还能在网上“书写”——正如你一直可以看自己个人电脑硬盘上的内容并写入内容一样，万维网将转变成万维电脑。

互联网的这另一维度在一开始就是可见的，只不过当时是隐约可见而已。当你用早期的搜索引擎（如AltaVista）做网上搜索时，你即是在用你的浏览器运行一个软件程序，该软件的编码主要存留在存放AltaVista网站的那台电脑中。当你做网上银行操作，将钱在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之间转移时，你也是在使用一种公用服务程序，它的运行发生在银行的电脑上，而不是你自己的电脑上。当你用浏览器查你的Yahoo或Hotmail电子邮箱账户，或追踪联邦快递快件的状态时，你是在使用一项复杂的应用程序，而它正运行在遥远的服务器电脑上。甚至当你用亚马逊网站的购物车系统订购一本书——或当你随后在亚马逊网站贴出该书的书评时——你即是在利用互联网隐形的潜力。

早期的公用服务程序大都是初级的，只涉及很少量的数据交换。原因很简单：更复杂的服务程序，即可能会取代你硬盘中软件的服务程序，要求能迅速转移大量的数据，而这在传统的、低速的拨号上网时代是做不到的。运行这种服务程序会使电话线的通过能力迅速超过负荷，或损坏你的调制解调器，你的个人电脑会因此停机。在复杂的服务程序大范围普及之前，一批身处关键地位的人必须拥有高速宽带上网的方法。于是，高速宽带上网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互联网公司投资热正红火之时，开始出现了——当时各家电话电报公司争相把铜芯电线换成了光纤电缆（依靠这种和头发丝一样粗细的玻璃纤维，信息可以光速传输，而不是以电流传导的速度传输），而且改造了自己的线网，以便能处理实际上是海量的数据。

互联网第二次兴起——它后被称为Web 2?0——的首次先兆出现于1999年夏天，它是突然显现的。当时出现一个很小的自由软件程序，称为Napster，它是由18岁的大学退学生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用了几个月编写的，可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分享音乐，它能扫描所有装了这种程序的人的电脑硬盘，然后在范宁操作的一台中央服务器电脑中生成一个信息名录，汇集它发现的全部歌曲文档，并将歌名、乐队名、唱片名、音质等分类编成目录。Napster的用户可搜索这个名录，来发现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从其他用户的电脑上直接下载，它很容易使用，而且如果你用的是宽带，下载速度也很快，你可用几个小时下载几百首歌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Napster最流行的时候，可通过这个服务程序找到并免费下载几乎每一首灌过光盘的流行音乐，及很多从没灌过光盘的流行音乐。

不足为怪，Napster很快就大受人们的欢迎，尤其是在有互联网高速接入的大学校园里。据市场研究公司Media Metrix估计，到2001年初，已有2 600万以上的人在使用这种服务程序，并且每个月用1亿小时以上的时间来交换音乐文件。肖恩·范宁的发明首次向世界表明：互联网可使许多电脑作为一台单独的共有电脑发挥作用，让几千或几百万人能访问曾经归属私人的数据库，并分享其中的数据内容。尽管每个用户都要在自己个人电脑里装1个小软件程序，但Napster的真正力量在于网络本身——它创造了一种中央文档管理系统，并使数据能在各电脑之间方便地传输，即使是身处东西半球的人也能分享共同的数据。

只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么做是不合法的。通过Napster下载的绝大部分歌曲都归属艺术家和唱片公司，不经允许或未付费就分享它们是违反法律的。Napster的出现已使几百万人（他们本来算是守法良民）成了以上网方式偷窃商店货品的扒手，也引发了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或者至少范围最广的抢劫。音乐家和唱片公司进行了反击，纷纷提出诉讼，指控范宁的公司侵害其版权。他们的法律反击导致的结果是，这种服务在推出仅2年后就于2001年夏天关闭了。

Napster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是，通过互联网提供电脑应用服务有了爆炸式的发展。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花更多的时间使用网上的新服务，而使用自己电脑硬盘中的传统软件应用程序的时间却较少了。我们依赖于新出现的公用网络，来通过MySpace、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与朋友联系，在Flickr、Photobucket等网站管理我们的照片集，在Second Life、World of Warcraft等虚拟世界建立假想的自我，在YouTube、Joost等网站看录像，用WordPress写博客，或用BuzzWord写备忘录，用Rojo、Bloglines等标题阅读器（feed reader）追踪爆炸新闻，并把自己的文档存入Xdriver、苹果iDisk这类“虚拟硬盘”。

信息的公用服务具有革命性潜力。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在家或上班时必做的信息处理任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互联网上的大型数据中心来处理。电脑应用的性质和经济意义将有戏剧性变化，恰如机械动力的性质和经济意义在20世纪初曾有过类似的惊人变化。

所有这些服务都暗示：信息的公用服务具有革命性潜力。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在家或上班时必做的信息处理任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互联网上的大型数据中心来处理。电脑应用的性质和经济意义将有戏剧性变化，恰如机械动力的性质和经济意义在20世纪初曾有过类似的惊人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交流、娱乐，甚至思维的方式——必将是同样深刻的。如果说发电机是塑造20世纪社会的机器——使我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互联网这个信息发生机将是塑造21世纪新社会的机器。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70年创作了《权势五角大楼》（The Pentagon of Power）一书，这是他的技术批评巨著《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的第二卷。他在这本新书中雄辩地反驳了以下流行观点：技术进步决定了历史的进程。他写道：“西方社会已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一个在技术方面必须履行的责任，而它完全与最原始的禁忌一样专断，这个责任就是：不仅有责任促进发明和不断创造技术方面的新奇玩艺，而且同样有责任对这些技术方面的新奇玩艺无条件投降，这只是因为它们已被创造出来了，而不必考虑它们对人类的影响。”芒福德暗示不应让技术控制我们，反倒是我们能够控制技术——只要我们能鼓起勇气，对我们所造的机器施加我们自由意志的全部力量。

他的观点是一种诱惑人的意见，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愿认同的意见，但也是一个错误的意见。芒福德的错误并不在于断言西方社会对技术进展的追求和拥抱毫无保留，这一点难以质疑。他的错误在于暗示我们的做法可以改变，塑造了西方社会的在技术方面必须履行的责任并不是专断的，而且我们对它的投降也不是自由决定的。促进发明和拥抱随之产生的新技术并不是“责任”，也不是我们出于某种原因而自愿接受的，它们是种种经济力量导致的结果，而这种种经济力量是我们基本上无法控制的。芒福德由于从孤立的角度去看待技术，因此无法认清：技术进步的道路和它对人类造成的结果，不仅是源自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进展，而且更主要地是源自技术对产品、服务生产和消费成本的影响。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然胜过不那么有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因此，亨利·伯登才建造了他的大水车，并在几十年后将其闲置。技术塑造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塑造了社会。它是一个混合的过程——当你把技术、经济发展和人的本性组合起来时，你会得到许多变量——但它也有一个无可变更的逻辑，即使我们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才能追踪到它。作为个人，我们可以质疑在技术方面必须履行的责任，甚至抵制它，但这种行为总是孤独的和最终徒劳的。在一个由经济交换统治的社会中，在技术方面必须履行的责任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必须履行的责任。个人选择与它无关。

在某些罕见的时刻，社会某一关键资源的供应方式会有变化，某一重要产品或服务会从本地供应变成中央供应（或从中央供应变成本地供应）。这时，我们即可非常清楚地看清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在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食物生产是分散进行的。当这种分散的食物生产在引入农业技术后开始变成集中进行时，文明本身就出现了。其他重要资源——水、运输、文字、政府等的供应方面的变化，也会改变塑造了社会形态的经济交换。在100年以前，当技术的变化延伸了人的体力时，我们就有了社会形态方面的变化。如今，我们又到了一个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刻，因为今天的技术已经延伸了我们的智力。

电脑应用供应上的变化有可能引起尤为轰动的后果，软件程序不仅已经控制或促进了工业、商业，而且还控制或促进了娱乐、新闻、教育，甚至政治和国防。因此，电脑应用技术的改变所产生的冲击波，将是剧烈和影响深远的。我们在生活中已经看到了早期的效果——对媒体的控制权从机构转到了个人，人们对“虚拟社区”（而不是真实社区）的附属感越来越强，人们已就个人信息的安全进行着辩论，知识工人的就业机会已经转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财富已日趋集中在少部分人身上，等等。所有这些趋势，都是基于互联网的电脑应用之兴起所造成或促成的。随着信息公用企业在规模和成熟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及我们自己由此产生的变化只会扩大。而且，这种变化的步伐只会加速，不会减慢。

当今美国社会的特点，有许多是在电气化普及后才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公共教育的扩张、群众文化的兴起、人口向郊区的迁移、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没有电业公司送来的廉价电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是我国社会的永久特点，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它们实际上是一系列特定经济交换的副产品，而这种特定的经济交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技术水平。我们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以为是我国社会长期基础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临时的结构，很容易就会像亨利·伯登的大水车一样被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