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下的电力市场 全新行情呼之欲出

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第一难题是限电，补贴问题尚在其次。

从去年十九大报告到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多次明确表示要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到今年两会一结束，国家能源局立即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配额制在酝酿十年之后，总算与市场见面了。

配额制出台正当时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第一问题是限电问题，补贴问题尚在其次。因为一旦限电，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无法追溯。不像火电，上半年停机，下半年满发。因此，在生态环境修复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下，能源主管部门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应发尽发。而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行政手段、电网协调和用户各方的配合。配额制是为解决限电而来，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几易其稿，而此次文件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了未来市场的责任主体，即分别考核行政单位和市场主体。

行政单位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实施方案和保障政策，督促本区域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完成配额指标，市场主体包括各省级电力公司、地方电网企业、其他各类配售电企业(含社会资本投资的增量配电网企业)、拥有自备电厂的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直购电用户等市场主体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的实施。发电企业不承担配额制的义务，仅需要配合电网企业完成配额。这从根本上理顺了电力市场中，带绿色属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应该获得何种地位及如何参与交易。

笔者认为：解决限电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输送线路具备送电条件;另一个是送端市场存在需求，愿意接纳可再生能源电力。而条件一经具备，电网企业通过现有的特高压通道，完全具备把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出来的能力。障碍出在条件二，当前电力市场是供应宽松模式，大量东部地区明里暗里表示将发展本地电源，尽量将外送电拒之门外。

因此配额制，就是要求配额义务主体通过提交足额证书作为完成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的唯一凭证，以此来打通再生能源电力由西向东的输送通道。东部地区依靠自身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可能性很小，必须敞开接纳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所以此次的可再生能源证书与之前的绿证也有根本的不同，前者只作为是记录计量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生产、消纳和交易的载体，补贴问题再通过其他办法解决。后者作为自愿交易的证书，承担替代补贴的任务。

全新行情呼之欲出

配额制带来第一个新的市场行情，是省间绿电的通道或者交易将迅速打通。在省间电力交易中，可再生能源电力将有优先的市场需求，甚至还将有特殊的市场价格。同等价格下，受端省份肯定是优先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这将改变电力输出省份的电源投资结构。对于电源输出省份，由于他们的配额指标普遍较高，首要任务是保证自己配额的完成，有富余的配额再输出到其他省份。另外，随着配额制指标的不断提高，有条件的省份要加大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总量才能不断保持优势地位。

配额制带来的第二个新的市场行情，是电力用户在电力交易中将可以自主选择电源品种，并优先选择可再生能源电力。由于配额制同时考核拥有自备电厂的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直购电用户，这些大的电力用户在未来的采购中也同样优先选择可再生能源电力。我国电力市场由三大电网企业统购统销，对于电力用户来讲，原本只需闭着眼睛采购，无需知道电从哪里来。但这种局面，客户并不满意，客户希望能够选择电源种类，有自己的选择偏好，至于实现这个选择要花多少钱，这就是可以谈的生意了。但是，选择权要给客户才行。那么配额制及之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其他一系列文件，就是为了让客户有选择权。

配额制带来的第三个新的市场行情，是灵活电源及储能等技术需求将明显加速布局。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装机比例中上升，在输送电力比例中上升，那么配套的管理需求也将明显上升。现在的电力市场仍然没有容量电价等辅助管理设计，在可再生等波动电源处于较低比例时，电网尚可以维持。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时代的到来，必然会出现商业化的辅助服务市场。至于谁最后为辅助服务买单，肯定是全体电力消费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费用的上升，在可预见的未来，可再生能源成本比火电低是清晰的趋势，只要能理顺市场机制，允许客户自由选择电源，那么火电的退出将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综合以上三点市场行情来看，最强主导还是要求电力用户来完成配额。放眼全球，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主旋律，许多跨国集团都宣布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或者低碳发展目标。在中国，希望直接采购绿电而不可得的情况肯定要改变，直接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主体将逐步从大用户推广至所有的电力用户，甚至居民用户对绿色电力的需求也是明确且强烈的。

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长期强调煤电为主的电力结构主要还是经济角度来考虑。随着技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必然逐步超过煤电等化石能源品种，在达到临界点之后，技术必然推动商业模式和需求的改变。这些变化已经切实的发生在交通、通讯等传统基础服务领域，电力作为更底层的社会基础服务，改变来的会晚一些，但也会更猛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