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能源环境规划及案例 》——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三）

第二，相关的问题是C( C1A0)足否等于C( C0A0).例如，使用两个“项目”作为事例，一个飓风预警系统和一个防洪措施。如果基准情况下的成本同未采取适应措施方案下的成本相同，那么，这将大大简化递增适应成本的计算。很显然，在包括有附加气候变化结构开发，且附加结构既不是C (C1A0)的一部分，也不是C(C1A0)方案的一部分时，那么，情况也就如此。这种假设使得计算适应成本更为简单。不过，由于下列原因，这种真实性就不那么强了。

①在( C1A0)方案中，用于适应的投入的价格将由于“其他因素”(与气候变化无关)而调整，这个调整后的价格需要在比较中使用。如果届时建筑海堤的成本翻了一番，那么，这一点应在气候变化方案和( C1A0)对适应成本进行计算中反映出来。

②更为根本的是在(C1A0)方案中的适应成本将受到外部反应对投入和产出价格产生影响，而这些并不是适应的组成部分。在一个非完全分析框架中，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包括三个部分：(i)由于与气候无关因素进行的价格调整;(ii)由于环境的物理变化引起的直接调整，如收成减少;(iii)当经济部门作出反应时引起的调整。前两种影响被合理地包括在两种相关的方案的成本和损害计算中，而第三种则构成了适应。

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想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提供资金时，他们需要认真地计算(C1A0)方案中的适应成本，将由于其他因素投入价格调整和直接受气候影响的价格调整而引起。

(5)适应中的一些政策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理想”适应这一概念的意思和相关性;第二个问题讨论当经济的自发适应措施得到补偿，及当政府为适应措施提供资金时，这种倾向性总体来说可能会引入到经济之中时，免费搭车的问题可能发生;第三个问题是强调适应并把焦点转至改正现在可能破坏目前和将来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市场失误等问题。第四个问题是能否使用成本与效益分析方法来对国家的适应措施与全球的排放减少政策进行比较。

1)理想适应：这些提供的成本定义依据理想适应概念为基础，但以适应的范围和数量要依赖于减排的水平为条件。，减排水平与适应水平互相独立。理想适应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以经济效益的原理为基础。

经济部门在其生产、消费和投资决定中自发地适应气候的变化，其方式是使自己的“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私人的”边际收益，并将气候变化对供给和需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考虑在内。

政府通过政策采取附加行动来治理市场的不完善之处和客观性：(i)通过制定措施或刺激经济部门在经济活动中使其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ii)根据相同的边际规则对适应行动进行投资。

“理想”适应的概念由于两个原因而引起争论。第一，它以经济效益目标为基础。我们可以说在不是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这一目标很难实现，或者说在含有大量非正常因素在内的经济中是毫无意义的。从政策的观点看，同样有理由认为经济效益不是经济部门和政府在作出资源分配决定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从理论上讲，“理想”适应概念可以扩展到包括其他目标，边际分配原则可以推导出多目标资源分配问题。然而，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他目标的使用并未建立在这儿提供的适应成本定义之中，只因为正式将这些目标模块化太难了。

理想适应概念引起争论有第二个原因，由于依赖于减排对气候变化降低水平的影响，所以，理想适应并非完全理想。因此，这一概念并未将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客观性的结果考虑在内，因而，也木可能将理想这一事实考虑在内。根据这一观点，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太高(超理想)，因为产生温室气体的经济部门并未将这些气体排放在目前和将来造成的损害考虑在内。从此观点看，目前通过减排改变温室气体排放的客观情况是真正理想的气候变化战略的最重要的方面，且如果此项政策得以实施，它将降低适应的强调作用。

本书所研究形成的一系列成本概念与上述这些理由是一致的。减排的水平被当作外部原因。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客观性，减排水平可以是理想的。然而，即使在此情况下，全球的理想性(如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客观性)可能仍然要求一些理想的适应行动。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政策问题。

2)补偿和免费搭车：我们可定义一个递增适应成本。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部门是否应该为自发采取适应行动而得到补偿。政府资助自发适应行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由于经济部门的所做作为得到了补贴，那么，会有人免费搭车。换句话说，补贴可能刺激经济部门采取行动来避免气候变化的损害，而不是等待补偿。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是农作物保险、灾难救助和洪水控制计划导致了个人免费搭车，在政府支付的预期下，这些计划承担了他们不愿意承担的风险。

当政府表现出优先考虑某一类行动时，错误分配资源行动也能形成免费搭车。例如，给适应所下的定义倾向于将重点放在项目和政策上，这些项目和政策的唯一目标是适应气候的易变性和气候变化。其定义倾向于在其他资源再分配形式中赞同“结构性”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以及资本密集措施。对这些更容易确定的和用数量表示的行动的补贴可能导致经济部门钻了这些款项的空子，放弃了其他形式的减排措施，这些措施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将是理想的措施。

这些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需根据行政或实用标准，而不是社会收益一一成本标准，在对经济部门的自发适应进行补偿和制定支持某些类型的适应行动的政策方面应多加考虑。

3)无悔行动和消除市场的不完善之处：适应行动称之为“提前的”气候变化的适应，也可把这些行动包括在类似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无悔”行动中。这些行动已经被社会效益与成本计算所证明：(i)能够适应现在的气候;(ii)在适应气候变化时会有所收益。例如，有一些与水资源供给与需求相关的措施目前来看是理想的，但是由于市场或政府政策原因却不能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水资源保护措施，水的市场价格，海域间水的调运以及取消对耗水作物的补贴等。

无悔措施纸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实施起来很难，因为阻止这些措施实施的障碍要么是难以确认，要么就是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是政治原因而难以实施。政府可使用补贴，示范计划和有补贴的研究鼓励“无悔”行动。关键问题是现有的政府政策和法律。以水资源为例，如果水的使用和调运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话，那么，水可以进行有效分配。目前在美国，水的市场开发为现行的水法所禁止.国会甚至禁止对海域间水的调运进行研究。依照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保护和消除对更为昂贵的结构性措施的依赖来对水进行的分配无疑提供了巨大的气候变化收益。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启示是改变导致在与气候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农业、森林业、渔业、能源和水资源)资源保护不充分的政策将大大增加了这些领域的经济部门以更低的成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些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仍未从气候变化的角度以系统方式进行量化。

4)减排和适应行动的比较：有两个问题要考虑：第一是如何比较减排和适应行动;第二是比较能否在国家或世界的范围内进行?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适应成本，正如我们所定义的一样，是一个递增成本概念，它测量社会为获得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不适应该变化的收益而必须放弃的资源数值。递增的减排成本是测量大气中温室效应的气体积聚水平、而不是不采取行动，社会要放弃的真正资源数值。两个定义都要求采取附加行动。在减排情况下，参考事例为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政策措施来调节气候变化。事实上，许多减排成本研究未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它们很难设计，也因为假设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减排成本。在适应情况下，参考事例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项目，包括对气候变化未进行减排的影响及未采取适应措施。

然而，并不因为这些概念(而不是参考事例)很相似，就意味着它们是比较减排和适应行动的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这是因为减排行动目前以其成本的有效性来评估，而适应行动必须以其产生的收益来评估，这个差别起源于一个事实：对所有适应行动来说，每个适应行动的效果测量方式都不同二而对于减排来说，这样一个效果测量方式的确存在，即年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

另一方面，象适应行动一样，减排行动也能产生气候变化收益：两种类型的行动都避免了一些气候变化的损害。这样，在对两种行动进行技术比较时，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这就大大增加了减排行动评估的模块和方法的复杂性;将大量的模块不确定性引入了分析，提出了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评估能否象对市场影响的评估那样准确地进行分析问题。

但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用定量的水平来比较这两种类犁的措施这种能力并没有回答如何贯彻把减排和适应行动结合在一起的理想的政策问题;另，分部分是适应的收益通常限定在其地理和部门范围内，而减排措施的收益却是全球化的。这样，当一个国家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时，该行动产生的大部分收益将发生在其边界之外，因此，在其自我经济收益的基础上，限制了国家采取单方面减排行动的动力。建立两种类型行动的动力结构不是对称的。如果每个国家以自己的收益来行为，那么，减排气候变化的动力就降至相当于适应气候动力的水平、如果气候变化的损害象温室气体排放一样在空中分布，那么，在一个政策框架内混合这两项措施的动力会强一些，但仍然不足。由于这两个原因，就要求某种类型的全球机构来协调结合减排和适应的“理想”政策的贯彻落实。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使两种类型的行动一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