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能源环境规划及案例 》——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二）

第三，这些模块的地理覆盖面有限，在发展中国家，尽管部门模块覆盖了气候敏感地区，但它的覆盖面不够广，无法进行综合分析。许多发展中国家巨大的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模块设计没有详细地介绍，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作为替代，发展中国家的部门模块将致力于已进行模块设计的部门的商业化部分。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 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是对基于一个混合的经济/区域的各个部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市场进行检验。CGE是建立在均衡概念或市场结算基础上的，并且包括了对一个地区经济中所有市场的同步研究。CCE从单一、封闭的经济模块变为一个综合、开放的经济模块。也就是说，CGE由一些平衡组成的简单模块变成了像社会会计矩阵一样的综合性模块。

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特点是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商品、生产要素、资产或资本市场中的相互依赖性、经济可变性以及市场结算的确定，就其本身而论，CGE包括了对最终和中间商品以及对初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需求和供应的详细的陈述。创建一个地区经济的CGE需要有关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交换和非交换商品的数量，生产要素的可获取性，消费和储蓄功能，税收结构，出口，进口，资金流动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等方面的信息。

CCF模块运用于应用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方面。例如，检验(a)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b)技术变化对产出和价格的构成产生的影响;(c)经济增长和财产价值问题：(.1)国际贸易问题。可计算的·般均衡模块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国家和地区级的减排分析中(博林杰等人，1997，哈里森和克里斯托姆，1997，以及乔根森和威尔科克森，1993)，用CCE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创建一个碳税模块，设定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规定的标准。然而，运用CGE模块评估气候变化的损害成本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如上所述，CGE模块的优点在于能同时设计气候变化对多种市场的影响，以及可能通过业内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反馈作出解释。因此，人们可以用一个CGE模块展示气候变化在增加某一部门的投入需求时，将如何影响这些投入以及用这些投入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和水平，，该模块唯一的不足是规范不太详细，未将地区市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供求关系和环境的易变性在市场和空间的范围内有效地模块化。有时，在一个部门内很详尽地分解一个模块使其成为可能是可以做到的，但要在所有的部门这么做，就会出现严重的计算和信息问题。完全没有足够的市场标准信息很难支持这些模块。因此，两者取其一的战略之一就是，从一个部门级模块中，用有关气候变化对一个部门中市场价格和产出水平的影响的信息在CCE中确定这些影响的参数，，

③综合评估模块，综合评估模块将所有分析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关系统连接在一起。它们包括：大气化学与海洋碳循环;气候与海洋，包括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人类活动。

这些系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排放物的改变传递到了每个系统，并被每个系统转化，直到最后对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产生影响，而它们又反过来适应这些变化。到最后的统计时(韦安特，1997)有23个IAMs正在使用中或正在被开发中，自那份报告之后，有更多的模块被开发。

韦安特( 1997)将IAMs分成了三组：(a)设计政策的物质、生态、经济及社会后果的政策评估模块;(b)充分利用主要政策控制可变因素和确定的可选择的政策目标而建立的政策完善模块;(c)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模块。今天，这些模块几乎专门用来根据全球标准评估减排政策行动。

这些模块还不能用于评估适应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过分集中于市场与空间，而不能包括地区市场中物质环境与供需间所有必要的联系。这对所有的市场和某些模块中的所有部门来说是不真实的，例如，在土地的使用方面。在Imnage(阿卡摩，1994)，MiniCAM/GCAM/proCAM(埃德蒙兹等人，1994)和MIT( 1994)在模块中比较赞同这一点。但是，土地使用的“结构”在这些模块中各不相同，只有在MIT模块中才有真正的体现。

要解决这个问题，模块设计者们正在开发新的功能。靠这些功能，设计者们利用有关环境可变因素的改变和由部门模块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损害价值来确定IAMs中的参数。这个方法正在开发之中，它能在部门模块分布较广的地区起很好的作用，但如果将它用于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很多的裂口。人们曾多次进行尝试，试图将损害功能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门德尔松等人，1996)。但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一个部门的经济结构与美国的基本假定是不同的，因此，要想在被公认为可靠的方法之前运用它，还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模块做额外的工作。

2)创建反事实( C1A0)模块：怎样定义和测量它?

长期采取适应性措施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这是在概念上让人很尴尬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和模块创建者们过去从未遇到过，因为它涉及到模块化行为，这本来就不是最理想的。以过去多年的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学会了怎样通过一个基准事例和一个政策事例进行经济影响评估。他们对由基准事例向政策方案过渡的中间事例不熟悉，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分析中。

第二，气候变化对经济部门产生直接的、人为的影响，这两种影响很难被分开。这一点可通过一个农场主想要适应更干旱、更酷热的天气这个事例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现行的种植和管理体系下，气候变化将直接导致农田的减产，因此，农产品将更昂贵，在某些也许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用老式“种植技术”能使农田的收成达到规定的水平。不同的种植方法可能会带来与产出水平更低的平均成本，当气候发生变化之后，在此神种植和管理体系下，情况要发生变化。

如果气候变化影响到农产品市场的大部分，同时，理论上讲其他的生产商也将受到同样的影响，如果他们都通过选择新的种植和管理体系来适应这一变化，这将影响农作物的价格，通常是使价格上涨。一些先前不太有收益作物的管理系统(如在气候变化前)将取代现在的系统，因为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下它们的收益更大。

不用复杂的方法论具备详实的(从下而上的)技术描述和对投入与产出影响的能力描述，很难明白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所有影响是怎样被一个适当的收益和成本计算所采用的，它用于评估适应性措施并为它提供资金。

尽管那样，一个模块创建者认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技术”，哪些是“行为”。例如，在个体经济数学编程模块中，你可以正当地问是整个行动(尤其是约束矩阵中的一列矢量)还是行动中一个单一的协同因素。这个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环境中甚至更棘手，在那儿商品供应曲线是平滑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一项技术是供应曲线上的一个点，还是改变供应曲线的一个参数。

因此，对适应参考事例的定义必然将会用到许多关于哪种形式的间接减排要包括在这个方案内。例如，关于农业部门的适应问题，我们假设农场主们将把所有的投入保持在基本事例的水乎上(没有气候变化，没有适应措施)，他们会更改一些投入，但不包括其他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哪一个会坚持下去呢?改变某种可变因素并且让其他因素长期保持的机会范围取决于如上所述的所使用模块的种类，以及一个所做的假设。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这些假设并谨慎地改变它们进行敏锐的分析来检测这些假设对适应成本、收益以及损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