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革命的缘起目标与实现路径（四）

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水平来看，1990-2000年，城镇家庭医疗保健支出份额连年上升。2000年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于2005年达到峰值，占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7.56%。2006年至今，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出现连续的小幅下降，但始终保持在6%的水平以上。并且，随着二氧化硫排放量的上升，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环境污染的破坏与恶化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不断增加。2012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超过8000亿元，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500亿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59%(图1-36)。从结构上看，废气和废水的治理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可见，改变当前环境污染现状亟需能源革命的发生。

由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所引致的负外部性问题已严重阻碍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国作为碳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在向低碳发展转型和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无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承担更多的节能减排任务。而在国内，能源利用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节能减排刻不容缓。

五、能源价格

能源价格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现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主要包括政府定价和垄断性价格。受我国现有能源体系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能源价格一直不能反映其资源的稀缺性，总体价格水平偏低。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形成了巨大阻碍。当前，我国虽然在煤炭、电力等领域进行了价格改革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未能对能源价格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

(一)煤炭价格市场化

我国从1993年起，政府逐步放开了煤炭市场价格，对于电力企业计划内用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在计划外电煤以及其他行业用煤的煤炭价格实行市场定价。从2002年至今，我国放开了电煤指导价格，实行市场定价。目前，我国煤炭价格除电煤外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图1-38显示了秦皇岛港口动力煤(5500kcal/kg)的月度平仓价走势。在2003年底之前，煤炭价格走势平稳;2003年12月，煤炭价格为275元/吨，由于我国能源需求的大幅上涨，煤炭价格进入第一个快速上升的时期，到2005年1月，煤炭价格上升为435元/吨。2007年5月至2008年7月，受金融危机影响，煤炭价格呈现第二次大幅度上升，至2008年7月，煤炭价格达到1000元/吨;而在2008年11月，煤炭价格迅速回落到590元/吨。煤炭价格的第三个上升时期是2009年7月到2011年10月，从545元/吨上升至855元/吨。此后，煤炭价格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到2014年9月，煤炭价格为480元/吨。煤炭价格的三次大幅上升和两次迅速回落，不仅受到煤炭开采和运输成本、煤炭市场供求关系、经济发展状况、煤炭替代能源发展、国际煤炭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如金融危机、福岛核电站事故等外生冲击的影响。

虽然我国煤炭价格已经市场化，但是由于政府对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煤炭市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煤炭价格“双轨制”。我国60%以上的煤炭用于发电，当煤炭价格上涨时，由于国家对电煤价格的干预，使得电煤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煤炭企业难以履行煤电合同，出现变相加价、以次充好和合同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当前电力行业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电煤市场竞争不充分，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等，使得作为煤炭行业的下游产品电价并没有市场化。自2006年以来，煤炭价格出现大幅的波动，但工业用电价格只增长了很小一部分，居民用电价格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居民用电价格的绝对值与增长速度均处于国际偏低水平。“市场煤，计划电”使得煤电价格联动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成为空谈。

(二)油气价格行政管制

在成品油形成价格机制上，受行政管制的成本加成法无法随国际油价进行快速调整，当国际油价大幅攀升时，我国成品油价格会低于其生产成本，相关企业生产意愿不强，容易形成局部“油荒”。现在成品油的调价周期由22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这使得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滞后有了较大改观，缩小了成品油价格与同期生产成本的差距，向市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就天然气价格而言，我国天然气在上下游的定价均存在问题，在上游天然气的定价(天然气出厂价格)上，政府进行严格的管制，使得天然气出厂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在下游天然气定价上，由于存在国家调控，定价尚不能反映生产、运输的成本。如表1-2所示，我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与其他国家基本持平，民用天然气价格低于世界上主要国家。天然气价格过低不仅导致我国进口天然气价格倒挂，而且导致天然气市场供不应求。我国天然气供需形势紧张，长期面临着“气荒”的威胁。为缓解这种局面，我国从2006年开始进口天然气，到2013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31.6%。

因较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我国格外关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能源安全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世界主要三大能源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涨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受到沉重打击，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能源的总需求急剧减少，主要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其中原油从100多美元每桶下跌到60多美元每桶，煤炭价格从150多美元每吨的高位跌到80美元每吨，天然气价格也出现了小幅下跌。然而不久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淡化，各国经济开始恢复，以及中印两大新兴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阶段，全球能源需求进入新一轮增长。到2013年，石油价格上涨到100多美元每桶，而煤炭价格在2010年更是达到了100美元每吨以上的价格，在此期间天然气价格也在持续上涨。然而，自2014年夏天开始，受美国页岩气革命和欧佩克宣布石油不减产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大幅下跌，截止到2015年1月22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大幅下跌，每桶原油价格较6月份价格下跌超过50个百分点，跌至每桶50.11美元。原油价格的大跌也导致了其他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国际主要能源品价格走势如图1-40所示，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基本呈现上升态势，而2008年之后能源品价格波动幅度增加，加剧了能源相关行业的投资、生产和消费的不确定性。

(三)电力价格普遍过低

我国的居民电价水平远低于oecd的价格。2002年我国电价为0.46元/度，2010年调高到0.53元/度，但是仍远低于欧洲oecd国家的电价或oecd国家的平均电价，并且后二者的电价都有较大的增幅。2008年欧洲oecd国家的电价达到1.59元/度，是中国电价(0.52元/度)的近3倍，而oecd国家的平均电价(1.09元/度)也是中国电价的近2倍。

我国工业用电价格较低。以2009年为例(图1-42)，对比我国与部分国家的工业电价。我国工业用电价格为8.13美分/kwh，哈萨克斯坦、加拿大和美国较低，而意大利的工业用电价格达到27.6美分/kwh，我国存在一定的提升电价的空间。由于电力是重要的投入品，电力价格的高低对企业的设备选择和能耗水平有很大的影响。现行的电力价格对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不大，一定程度上甚至是造成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

我国居民电价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比较发现，在iea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除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用电价格略低于中国外，其余国家均高于中国。2010年，中国全年平均居民用电价格为0.526元，仅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一半，欧洲oecd国家平均值的1/3。丹麦为居民用电价格最高的国家，每度电的价格为2.346元，接近我国居民用电价格的5倍。

我国居民用电名义电价上涨不多，实际价格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自2002至2010年这8年间，中国平均居民用电价格的年增长速度仅为1.66%;与此相比，oecd国家平均年增长率为2.75%，欧洲oecd国家平均年增长率为5.28%。如果排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因素，中国自200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居民用电价格增幅仅为2.6分/度(2006年)，多数年份居民用电价格不变或仅上涨0.06-0.2分/度。如果考虑物价水平的上涨因素，则2004-2008年，我国居民实际用电价格持续下降，2000-2009年的实际居民用电价格涨幅仅为1.8%，平均年增长0.2%。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电力价格体系还存在一个很难评价的政策安排是终端电价的交叉补贴和普遍服务功能。由于我国民众和政府认为用电是基本公共服务，是生活的必需品，因而在制度上就建立了工商业补贴居民、城乡同价，以及电网企业承担电力普遍服务的功能。在中国的电价体系中，存在工业与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高电压等级用户与低电压等级用户之间的多种交叉补贴。一般而言工业用电电压等级较高，用电量大，供电成本较低;而居民用电的供给成本较高。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用电规模性明显，运输线路较短，因而供电成本较低。相对于电压等级较低的用户，高电压输电成本较低。与供电成本相悖，在我国的电力价格体系中，工业电价较高，而居民电价较低;城市居民电价较高，而农村居民电价较低;高电压等级的电价较高，而低电压等级的电价较低(见图1-45)。

(四)能源消费占家庭支出比重很小

中国居民用电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低。根据世界银行亚非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数据以及中国调查数据可知，2009年，中国城镇家庭平均电力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约为2.8%，与柬埔寨持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9个国家中，电力消费占比最低的为肯尼亚，城镇家庭电力消费仅占全年消费总额的0.7%，乌干达次之，为1.1%，孟加拉为2.2%，而柬埔寨与中国的电力消费占比都为2.8%，泰国、印度、肯尼亚、越南等都高于中国。其中巴基斯坦城镇家庭电力消费占比约为4.8%，高于中国70%。如果考虑全部能源消费在家庭全年消费总额中的比重，那中国无疑是这10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仅为5.4%。其次为肯尼亚，能源消费比重为6%，最高的是越南，高达14%，是中国的2.6倍。2011年城市居民电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全国平均是2.53%，比重最低的是新疆，最高的是贵州(3.63%)。

我国当前能源价格非市场化扭曲，能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市场信号未能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情况，更无法反映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导致能源需求过量，这种管制下的低能源价格不但不足以反映市场中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也无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能源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其后果更是严重阻碍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近年来，政府对能源价格的改革日趋重视，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加强对能源价格的价格改革，涉及煤炭、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多个方面。当前我国的能源定价机制仍处于不断摸索之中，成熟的定价机制尚未形成，总体来看，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垄断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定价是改革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