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勇：水电要当生态文明建设生力军

水电是全国最早推进改革开放的行业之一，不仅在电力领域处于领先位置，在能源领域甚至是整个基础建设领域，其改革开放步伐也是最快的。40年来，我国水电装机规模由小到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0万千瓦，快速增至2017年的3.4亿千瓦，增幅达到16倍;行业由弱到强，从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组织、建设管理、技术装备的多方位落后，发展到如今的全产业链全球领先，取得了“世界水电看中国”的巨大成就。期间，水电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行业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新问题，未来发展也面临着不少全新挑战。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水电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差距在哪里?在经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中会发挥什么作用?未来发展空间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

“每10年就会有一个向上的拐点”

中国能源报：您怎么评价水电行业改革开放的进程、成就?

矫勇：我本人是干水利工作的，但水利和水电关系密切，对水电发展多少有一些了解。总体来看，水利水电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都有巨大发展，但从改革角度看，水电比水利的市场化改革更充分、更彻底。虽然电力也具有公益性，但经济回报是显著的，相比之下水利的公益性更强。所以大中型水电建设和运行均走向了市场，由市场调节，但公益性或以公益性为主的水利事业，如防洪、灌溉、乡村供水、水土保持等，还是由政府主导。

中国能源报：如果简单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水电事业发展分成几个阶段，您会怎么划分?

矫勇：水电行业对水电事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比较一致，从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到1979年，这一阶段电力行业的特点是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统一办电，从建设到运营，国家统管起来。第二阶段从1979年到本世纪初，水电建设管理体制经历了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摸索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在电力行业推行集资办电，形成了国家和地方办电相结合、内资与外资办电相结合的多元化水电投资格局。建设管理体制上水电行业经历了“鲁布革冲击波”，逐步形成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市场化的水电建设管理体制，水电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效益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当时，为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形成了国网南网两大电网、五大发电公司及四大副业集团等，在电力市场上形成了多家市场主体的竞争格局。这一阶段是我国水电技术全面引进消化、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的阶段，也是水电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阶段。

中国能源报：是的，2002年以来，我国水电发展非常迅速。

矫勇：对。我梳理了一组数据：水电装机从建国初期的16万千瓦，经过30年发展，增长到了1980年的2032万千瓦;1981-1990年10间增加了1573万千瓦;1991-2000年间增加了4330万千瓦;2001-2010年间增加了1.3亿千瓦;2011-2017年间增加了1.25亿千瓦。如果画出一条装机规模增长曲线，那么这条曲线每10年就会有一个向上的拐点，表明了每一个阶段水电体制内部改革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促进了水电的发展。

中国能源报：哪些因素促成了水电的大发展?

矫勇：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改革开放促进了水电行业市场化竞争，调动了电力企业的积极性。西部大开发在政策层面上创造了良好的水电建设环境，使水电建设重点西移，突破了高海拔、高地震烈度、高边坡、深厚覆盖层等一系列高坝和超高坝建设中的技术难题，发展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倡议。2000年前后，国际上有一股反坝风潮。反对者认为大水电不是清洁能源。这源于非洲、南美洲等地的一些大型水电站，库容特别大，当地没有能力清库，水库淹没的大量热带雨林在水中腐烂后释放了温室气体甲烷，成为国际上反坝者的证据。实际上从全球的角度讲这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我国的水库均实行清库，不存在树木在水中浸泡腐烂问题。

我曾作为我国谈判组成员参加了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会议提出2015年全球各国非化石能源占比需达到15%，但特别标注了“非化石能源不包括大水电”。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代表反坝派的国家交锋了十多天，“吵”得异常激烈。直到各国领导人到会后各方才达成共识，把“非化石能源不包括大水电”改为“包括大水电”，在国际上统一了大型水电是清洁能源的共识。“正名”之后，我国水电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能源报：移民也是水电发展的大难题。像三峡移民接近130万，即约每10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三峡移民。现在移民安置费用在水电投资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怎么看待、解决水电移民问题?

矫勇：改革开放40年来，水电移民政策、移民管理体系都得到了完善，从单一的大农业安置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安置、更注重后续发展转变。

实事求是地讲，受2004年四川瀑布沟水电站移民事件的影响，水库移民问题的社会敏感性越来越高。所以，国务院修订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把征地补偿标准提高了16倍;并对全部水库移民实行了统一的后期扶持政策，即不分水利水电水库移民、新老水库移民、中央水库和地方水库移民，均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发放扶持资金，连续扶持20年。

其实国家对于水库移民问题始终是高度重视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工程建设涉及的群众搬迁都叫拆迁，只有水库搬迁叫移民。为什么?因为水库建设导致被搬迁群众原有的生产力遭到全面破坏，生产关系均被打乱，土地淹没、村庄消失，搬迁后需要在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关系等多方面重新调整和重建，所以对水库包括水电站移民实行前期补偿和后期扶持相结合的政策。即便现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征地补偿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补偿标准完全一致，都是执行地方政府公布的土地片区地价，仍然保持了水库的移民后扶政策。

水利水电移民政策调整，推动了我国水电移民工作。虽然增加了水电站建设成本，但做到了潘家铮院士所期盼的“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如今新建水库和水电站移民工作已经基本能做到“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所以，总体来讲，市场化改革、西部大开发、应对气候变化、完善移民政策等因素，都为水电发展提供了动力。

新定位：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能源报：回看40年，我国水电最大变化是什么?

矫勇：经过40年发展，我国水电装机已居世界首位。最主要的变化有三个方面：

一是水电企业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真正做到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电力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二是科技和建设管理创新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当前我国水电建设已经引领世界潮流，世界上77座200米级以上的超高坝，我国占了20座。在宏大的水电建设实践中，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探索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联合创新，我们破解了一系列水电建设方面的世界级技术难题，例如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温控技术、700MW以上水轮机组建造技术、600米级以上的高边坡稳定处理技术、深厚覆盖层基础处理技术、高水头大流量消能技术、超大型地下厂房和洞室群施工技术等，为建成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锦屏一级、小湾、溪洛渡水电站等一批300米级左右的高坝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还有正在施工的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等大型水电站，都是世界级的巨大水电工程，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的支撑，建设这些工程是无法想象的。

三是水电建设运营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比如，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加之频繁的河道采沙，珠江三角洲前些年咸潮现象凸出，不仅是生态问题，也严重影响到澳门、珠海等地的饮用水安全。为解决珠江三角洲咸潮倒灌和澳门等地的饮水安全问题，珠江流域的水电企业主动承担起生态调度的任务。从2005年起，每年冬季从远离珠三角洲1500公里的天安桥水电站开始，通过流域梯级水电站向下游实施“压咸补淡”，抵御珠江三角洲的咸潮上溯。再如，黄河小浪底枢纽工程装机180万千瓦，也是大型水电站，为治理黄河下游河床萎缩问题，从2000年开始调沙调水，使黄河下游河道生态得到根本性好转。还有三峡、糯扎渡等水利水电工程积极开展水库生态调度，扩大河道枯水期生态流量，创造适于鱼类产卵的流量环境，等等。这些事例说明水电央企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开始自觉贯彻绿色发展、生态优先，把维护和再造有坝河流的良好生态作为企业的使命。

中国能源报：那么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水电将担当什么角色?

矫勇：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刚刚闭幕，党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形成了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理念，特别强调要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我觉得水电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改善民生中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后更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比如我国目前一年要消耗相当于27亿吨标准煤的原煤，而美国消耗大约5亿吨标准煤，日本仅消耗1.7亿吨标准煤，所以我国的煤炭燃烧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打赢蓝天保卫战关键在减煤，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水电可以大有作为。我国水能资源世界排名第一，理论蕴藏量为6.9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5.4亿千瓦，目前开发了3.4亿千瓦，其中包括了抽水蓄能电站。如果我国常规水电开发达到技术可开发量的80%，每年可减少约8亿吨原煤，将对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促进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然，水电开发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统筹解决好生态流量、鱼类增殖、河流生态系统稳定等问题，维系有坝河流的良好生态。

我到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工作快两年了，接触了许多水电央企，感到水电央企过去是水电事业发展的引领者、水电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者，今后更要做河流生态文明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