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半储能企业不参与电力需求响应？未来还需市场化政策提供动力

国外媒体一项储能调查报告显示，仅有35%拥有储能设备的企业参与电力需求响应服务，而提供此项服务的94%的企业都肩负巨额电力费用。近日中电联王志轩表示，追求效益最大化是电力需求侧管理不断发展的动力，未来需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发展。

国外媒体开展了关于储能的问卷调查，共有48家拥有储能项目的企业参与应答。其中包含部分关于电力需求响应问题：

1.48家企业拥有储能设备，仅有17家(35%)参与了提供需求侧响应服务。

2.而提供电力需求响应的企业有82%来自工业领域，而且其中80%是大型企业(拥有员工500人以上)，有94%的企业每年电力花费至少100万英镑。

3.在拥有电池储能而不提供电力需求侧响应的企业中，58%来自大型企业(拥有员工500人以上)，80%不提供需求响应的企业都拥有某种形式发电设施，其中以太阳能发电居多。而80%的企业表示如果不影响正常作业的话，他们也对提供需求响应感兴趣。

从以上数据以及报告分析来看，国外储能不愿参与需求响应部分原因在于可能产生停电风险和维护费用，相比之下可获得的收益太少。目前国内电力需求侧管理发展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仅有几个试点电力需求响应市场，而且暂未正式确立储能市场主体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供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能源消费革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都对电力需求侧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日前中电联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对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现状做了分析、并对未来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以下内容摘自中国电力新闻网“专访丨王志轩：电力需求侧管理走向供需耦合”，作者张溥)

电力需求侧管理变革的三个阶段

记者：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发展到什么阶段?

王志轩：我国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已经发展到电力需求响应(DR)的新阶段。

传统DSM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主要是在能源短缺的背景下，解决缺电和电力投资不足的问题，通过能效管理、负荷管理、有序用电三方面工作，减少用户对电力、电量的需求，改变用户用电时序，实现电网负荷的 “移峰错谷”。

2012年以后，电力供给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同时风电、光伏等波动性大、随机性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高速发展，对电网消纳新能源发电和安全运行造成新的挑战，传统DSM面临的外部形势和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DR则与时俱进在我国开始发展。DR以智能电网为技术平台，用户根据电力市场动态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以及供电方对负荷调整的需求自愿做出响应，在满足用户基本用电需求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原有用电方式实现负荷调整的需要。

在DR阶段，“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新的调节方式出现，市场作用更加凸显，在保障电网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同时，供需双方都获得了更大效益。但DR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电力需求侧节能节电的空间仍较大，市场化改革还在推进中，初期的DR必然是以DSM为重要特征的DR。

记者：未来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王志轩：随着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低碳能源、电力转型的加快，电力需求侧管理将向支撑电力供需耦合方向发展。

未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辅以储能技术，通过分布式与集中式供能系统共同参与需求侧分散式冷、热、电、气多样化需求耦合，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人为调节将消失，智能调节手段将实现源、网、菏、储系统的整体优化，进入电力供需耦合的阶段。

电力供需耦合是新的能源系统下的一种新机制，它的特点是在能源供给侧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电力供给侧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较大规模储能、储电为标志，终端能源消费中以电能消费为主体，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平台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新时期能源电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经济便捷的系统优化和平衡状态。

从DSM、DR到电力供需耦合，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高碳能源电力体系下针对供给侧短缺特征以促进供给侧资源优化配置，对需求侧进行“管理”;第二个阶段是能源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针对供给侧新问题，加大市场手段，促进需求侧主动“响应”，解决供给侧问题;第三个阶段，低碳能源电力体系下供、需双方深度融合，以智能化方式适应对方，实现新的系统最优。实际上到了第三个阶段，电力需求侧管理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能源电力转型的动力与趋势

记者：驱动电力需求侧管理不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王志轩：电力需求侧管理变革的本质是能源转型中管理手段的变化，与能源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一致。

第一个动力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主要源于能源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能源的低碳发展，更多使用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因此，包括电力需求侧管理在内的整个能源系统的变革动力都来自于能源供给结构中化石能源为主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转变，这虽然是一种被动式转变，但却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根本动力。

第二个动力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人类进步的方向总是以更小代价获得更大收益，这是一种主动的动力。随着技术的成熟，风电、光伏的度电成本将与煤电接近并形成竞争力，新能源得以快速发展，未来甚至达到近零边际成本用能。成本下降是能源转型的必要条件，而DR和电力供需耦合都是为了解决这些转型中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

第三个动力是人类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需要。持续创新是人类的主要特性之一，人类总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发明创造，不断前进。无论是新能源的发现、技术的进步，还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演进，都是创新驱动的产物。

以市场化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变革

记者：我国电力体制和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对电力需求侧管理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志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电力系统都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这是电力系统本身特点决定的。电力系统改革方向就是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步回归能源和电力的商品属性，但总体上看，我国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进程相对其他领域而言较为缓慢。

DSM更偏向于政府管理层面，DR则更需借助市场手段。未来在电力供需耦合阶段，将更加依赖市场作用，政府制定规则的作用则将凸显。我国的电力系统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发展。

记者：未来，政府如何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发展?

王志轩：“十九大”已经明确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要求，总体上看就是要以能源发展的“帕累托最优”来导向、而不是以某一种能源的转型来导向能源转型。实际上能源转型的三个动力，与“帕累托最优”理念是一致的。在具体操作层面，一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能源转型初期尤其是要发挥政府在能源综合规划上的引导作用，把握能源转型的方向、节奏和时机，明确但要不断调整煤电、水电、核电等不同能源在电力转型不同时期的定位。二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以低碳发展为统领，与能源节约、提效目标相匹配的政策体系，继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政策，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有序发展，实现电源与电网、发电与用电的配套协同。三要继续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