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冰：未来属于平台 治理走向多元

　　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被重新定义的世界，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一个“原子/比特”双重结构的世界。新技术、新应用、新理念、新模式不断出现，昭示商业和管理的巨变。
　　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以生态化和复杂网络的形式呈现，打破了以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及所属行业划分的界限，互联网对商业模式重构、与传统经济制度冲突的一幕幕正不断上演。
　　伴随着商业逻辑的重大变革，“大平台+小前端+富生态”的组织形态开始大量出现。新的分工体系被建立起来，它不再是孤立的、仅限于企业内部的协作体系，而是大规模社会化的协同。
　　互联网治理，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单边形式的管理，特别是不能简单理解成政府机构的管理。在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过程中，在新场景、新技术、新生态驱动下，我们相信未来互联网治理一定是生态化的、多方协同的治理。
平台经济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高红冰：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被重新定义的世界，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一个“原子/比特”双重结构的世界。新技术、新应用、新理念、新模式不断出现，昭示商业和管理的巨变。
　　今天很多人谈及“互联网+”，仍是把自己置于工业革命的场景下。思考逻辑囿于原来封闭体系，无法看到信息革命带来的创新和变化。当他们沉浸于原有封闭体系，把逐渐逝去的工业革命辉煌描绘得越精彩、越有高度的时候，往往也是对错失洞察未来的时候。因此，在讨论平台经济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
世界正在改变
　　新人口红利即网民红利正在形成。根据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3.96亿，其中网民人数6.68亿，约占总人口数的一半。移动互联网用户5.94亿。网民平均每人每天在线时间3.57个小时。
　　英国牛津大学最近做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用互联网网民数量作为面积标准来绘制一张新的世界地图。我理解为这就是一张世界互联网地图。在这张地图里，中国的面积最大，因为我们有6.68亿网民，而俄罗斯的面积则大幅缩小，同法国、德国一般大小。这张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绘制的世界地图，一定程度展示了新时代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国一种全新的人口红利即网民红利正在形成。
　　更进一步分析，中国6.68亿网民里，29岁以下的网民约占60%。十年后，这些成长在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土壤之上的年轻人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考逻辑、知识结构、生活方式跟上一代人将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主导的未来中国也不可能不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是原子世界正向原子/比特的世界过渡。当前，我们处于一个由原子世界向原子/比特双重结构世界过渡的时代。在原子世界里，美国每天100万人住宿酒店、100万人乘坐飞机，上海每天100万人打出租车，这些以百万数量级计的场景是我们熟悉且既往管理经验所能覆盖的；而在比特世界里，网络搜索每天10亿次请求，电子邮件每天10亿封，中国人每天发出手机短信10亿条，数量级以十亿数量级计，已经超出我们既有经验或者智力范围。互联网技术和经济的交汇，带来量级的指数式递升，倒逼我们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上创新。
　　工业时代福特制为代表的管理模式，主要特点是等级分明、层层服从、部门间少横向联系、流水线式的线性管理。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网状的社会，社会结构立体而多维，传统的线性管理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网络互联、大规模协作，以及每一个管理单元的自我管理、自我驱动、自我组织变得极其重要。这样的管理力量从哪来，管理逻辑从哪来，对我们而言都是全新的话题。
　　三是从互联网工具到互联网经济体。互联网的发明，源自二战结束以后，美苏间的大国博弈和核竞赛。美国在研究如何防范苏联的第一次核打击时，提出分布式的指挥系统建设的想法，导致了最早四个节点的TCP/ICP的出现。互联网后续的演进均源自这样一个分布式计算规则的产生，源自这样一个技术体系底层的建立。今天，我们讨论所谓的去中心化，所谓的对等互联，所谓的开放，所谓的不分层级和分散控制的管理，核心仍是基于这个规则。
　　早期的时候，大家把互联网当作工具看待，主要利用网络收发邮件、BBS聊天等；随着3W化、Web化，大家认识到它还可以作为内容和传播渠道，门户和搜索引擎开始兴起；认识进一步升级以后，大家发现互联网还是一种基础设施；而当3G、4G、WIFI、APP、智能硬件等大量扩展并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催生出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时候，互联网经济体开始逐步形成。
平台经济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托马斯·艾丝曼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市值最大的100家互联网公司中，有60家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而排在前15位的公司（其中4家为中国公司，其余11家为美国公司），无一例外都是平台模式。平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和组织现象。
　　以淘宝网为例，从电子商务的视角来讨论平台经济。2014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包括B2B和网络零售）16.39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2.79万亿元，占社会零售总额的10.6%。未来，这个占比很可能会达到20%～30%，甚至50%。再看淘宝的数字，每天1亿人次登录淘宝网，8亿件商品在大淘宝（淘宝+天猫）平台销售，此外，还有900万大淘宝活跃商家，每天贡献3000万笔订单。去年“双十一”当天，整个大淘宝成交571亿元，前3分钟完成10亿元交易，第38分钟完成100亿交易（编者注：2015年“双十一”，大淘宝成交912.17亿元，前1分12秒完成10亿元交易，第12分28秒完成100亿交易）。
　　大家知道，王府井百货一年交易规模只有200亿。571亿交易里，243亿是移动端完成的，2.78亿笔交易被创建起来，21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家或消费者参与到“双十一”。一个“全球买、全球卖”的场景出现了，验证着互联网跨时空的商业体系的重建。互联网经济突破了我们过去关于商业的经验和想象。
　　过去两三年，PC互联网公司纷纷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平台型公司、共享经济模式大量出现；移动互联网革命，又推动新的独角兽公司不断崛起。据艾瑞咨询今年9月的统计，中国市值超过10亿元的独角兽公司有200家，排名前两位的蚂蚁金服和小米科技，市值分别达到460亿美元、450亿美元。滴滴快的合并以后市值也达到了150亿美元。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之后，市值超过了100亿美元。
　　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以生态化和复杂网络的形式呈现，打破了以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及所属行业划分的界限，互联网对商业模式重构、与传统经济制度冲突的一幕幕正不断上演。
商业逻辑变革
　　仍以大淘宝为例，讨论商业逻辑的重大变革——逆向互联网化的问题。逆向互联网化，是以消费者为原点，逐步推导至零售、批发环节，进而上溯至品牌商、生产商、原材料供应商，产业链各环节逐步实现互联网化。大淘宝有3.67亿消费者和900万活跃卖家，以及8亿件商品在线上。当这三个要素上网并产生沉淀出大量数据之后，倒逼批发商也必须上网，把自己内部的ERP、CRM系统对接开放到互联网上。当交易和消费互联网化以后，支付和快递物流业也必须互联网化。
　　与逆向互联网化呼应的，C2B的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普遍。过去工业时代的链条是线性的，产销两端信息不对称带来大量库存，原因是生产者不能很好的捕捉消费者需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任何商业制造、生产的环节都要围绕着消费者来组织，实际上是围绕消费者的数据来进行。C2B的模式在生产过剩的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产业链正在被倒置过来。
　　伴随着商业逻辑的重大变革，“大平台+小前端+富生态”的组织形态开始大量出现。新的分工体系被建立起来，它不再是孤立的、仅限于企业内部的协作体系，而是大规模社会化的协同。今天，如果还将淘宝简单地认为是一个卖货的地方，那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淘宝的生态系统里，有约千万级的卖家以及他们背后的制造、金融、IT、营销、物流服务等相关行业。事实上，今天的互联网经济体是用比特网络、比特逻辑跟实体网络连接起来构造出的一个新的体系。
治理亟需创新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平台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互联网治理问题，前所未有，极度复杂。
　　过去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分地区、分行业的垂直监管，这种垂直监管的设计跟实际互联网平台经济网状化的运营，是无法很好衔接的。在工业经济市场监管体系下，我们用工商登记、行政许可、商品检验、年检的方式进行交易前管理；交易当中进行抽检；交易后用消费者维权、司法救济、行政处罚、刑事责任、专项行动等来追溯事后交易责任。但是，今天互联网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工业体系，而且把交易体系放大成巨大的交易场景，过去的监管政策、监管手段甚至监管队伍对平台经济的管理已经难以胜任。
　　比如淘宝网的电子商务治理方式，跟传统市场管理就有很大不同。我们采取在交易前实名审验、网站备案、消保基金、大数据风险预警；交易中间建立买家和卖家博弈制度，在商品售卖过程中进行信用评价、社交网络、网规约束、第三方支付担保交易。当卖家不能很好的遵从规则的时候，大量的买家会给他中评、差评，卖家信用分值低，买家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自然很可能就会放弃购买。
　　目前，我们在电子商务治理上还在寻找更大突破的可能。我们正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建立一套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架构，建立一个权利人到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的协同治理体系，也尝试着在莆田建立一套“中国质造”体系，扶持当地自主品牌转型升级，从根源上解决假货的问题。
　　实际上，互联网治理也是一个全球所共同面对的话题。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的演变大致分三个阶段：最早在科技和教育部门，用技术治理模式管理互联网，1998年发展成立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第二阶段，2003年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上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话题被提出和讨论，紧接着2005年，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广泛参与、民主透明、没有约束力的论坛，名为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开始出现；今天，互联网治理进入到第三阶段，政府、市场、平台、公司、个人等多元主体在网状环境下的共同治理、协作治理。
　　去年金砖五国巴西会议上，习主席发表演讲提出“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明确表示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网联网治理模式。
　　ICANN提出了互联网治理的三层架构，并与巴西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起成立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联盟致力于建立开放的线上互联网治理解决方案讨论平台，方便全球社群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展示治理项目、研究互联网问题解决方案。今年1月，联盟理事会选举出20名委员，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入选委员委员。6月30日，联盟首次全体理事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马云当选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
　　工业革命蒸汽机解放了体能带来了规模生产；能源革命电力带来大量廉价能源和贸易繁荣；计算革命计算机带来了专业计算和商业智能；到今天数据革命云计算和大数据将实现大脑解放和智慧互联。“以控制为出发点的IT时代，正在走向激活生产力为目的的DT时代”。
　　互联网治理，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单边形式的管理，特别是不能简单理解成政府机构的管理。在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过程中，在新场景、新技术、新生态驱动下，我们相信未来互联网治理一定是生态化的、多方协同的治理。
（本文根据10月18日高红冰院长在中国管理百人会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