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信息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变革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这学期开课的第一讲，很高兴能够到北大法学院来和各位同学一起探讨问题。学校讲的东西一般都是过去时，学法律的也是这样，难得薛院长找到我这个一直搞研究的人来给大家探讨一个比较前卫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很多规则，都是在两百年的工业社会沿袭下形成的，现在，由于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很多东西不太适应了。所以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先从信息生产力开始。我准备讲五个问题：

信息生产力时代

信息经济来袭

影响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传统思维和路径依赖

社会变革的十大趋势

　　其中一些内容我在南京讲过，后来有人在微博私信我，说听过后感觉很“惊艳”!我不懂什么意思，大概是有些另类吧，所以如果讲得不好做了误导，向薛院长检讨，也欢迎大家随时打断拍砖，我们进行讨论。

信息生产力时代

　　现在无论学什么，都离不开信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消费，信息社会，信息哲学，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那么什么是信息？我国信息论专家，北京邮电大学前副校长钟义信教授说，“信息就是事物变化状态与方式”或者“事物变化的状态与方式的自我表述”。如果我发出一个连续的“啊—”的声音，就没有承载什么信息，如果我发出一个变化的“啊～”字来，就包含了某些信息，很可能是表示疑问、或者惊讶。所以我认为，从更通俗的社会学层面看，“信息就是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宇宙之初，只存在一种宇宙之汤，上下左右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没有什么信息。随着逐渐膨胀和冷却，开始出现夸克、多种基本粒子，差异越来越大，信息也就越来越多。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开始非常简单，经过长期演化，社会日益多元。所以我认为，“信息社会就是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它是一种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社会存在。

　　现代信息技术有三大突破，光纤、集成电路、互联网。首先是光纤，成本下降非常快，20年前我在国家光导纤维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那时候搞六芯多模光缆，一公里两万元的制造成本，现在就一千多元，成本下降几十倍的同时，功能提高了上万倍。关于集成电路，有个摩尔定律，说的是芯片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成本下降一倍。有人说这个定律已经失效，因为线间密度已经接近理论极限，后来用了量子轰击技术，几次突破理论极限，线间密度可以小于激光的波长。现在可以将手机做到米粒大小，甚至可植入人的皮肤之内，现代医学已经可以将微型芯片直入大脑使盲人复明。最近英特公司创始人摩尔说，摩尔定律至少还可以有效发展10年。但我认为即使将来失效也会有更高级的如蛋白生物技术取代，可能会超越摩尔定律。第三个突破是互联网，它的组网技术渗透了很多高新技术，未来移动物联网会是永远在线，泛在网络，无处不在，不存在按时间和流量收费问题，网络就会同人体器官一样一直存在。现在业界很多人还没有弄明白这个趋势，还在忽悠人们怎么节省上网时间，节省上网流量，真是胡扯！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用意念来控制计算机的光标，这样可以做很多事，当然真正代替人脑还有许多哲学和伦理问题需要讨论。

　　信息化这个词1962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真正形成社会行动是在70年代，主要是光纤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都是70年以后的事。目前世界信息化浪潮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1975年到1995年的信息交流阶段，1995年到2010年的信息媒体阶段。2010年开始进入了以大数据、物联网、宽带、云服务、3D打印为标志的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第三阶段。

　　社会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组成。“信息生产力就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作为劳动工具，以信息资源为劳动对象而形成的新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其中最核心的是以移动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

　　信息的传输技术现在用光纤，20年前主要还是铜线电缆，中国因为铜线电缆铺的少，后来很快拆掉，全部换成光缆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在网络规模和装备的先进程度上都一度超过了欧洲和美国。交换平台过去是机械交换机，后来改为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现在是云服务器和路由器；接入方式现在主要是光纤到户，一秒钟100M—1000M以上的带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wifi和3G、4G/5G移动接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是100多米一个移动基站，全国需要几百万个移动基站。

　　1995年尼葛洛庞蒂提出“天地转换”概念，就是原来的洲际用的通信卫星改为海底光缆，卫星通信则用于短距离难以架设光缆的地形下使用。以前有人提出将大量数据存储功能推到接入终端，以节省传输成本，后来没有实现，只能将大量数据放到“云平台”上让大家实时共享。我国有位院士曾提出“非对称性百姓网”的概念，他设想在传输通道空闲时将数据用广播方式传到胖终端，需要时在自己的终端里边寻找信息。我当时就和他讨论说这不是发展趋势。胖平台，瘦终端，协同共享才代表发展方向。

　　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有许多根本区别。工业生产力发展需要以钢铁、石油、水泥、稀有金属做为基础资源，会造成资源稀缺，成本递增和增长极限。信息生产力则不一样，它的主要资源是沙子（硅）和知识，信息生产力发展不会造成资源稀缺，边际成本是递减的甚至可以趋于零，发展是可持续的。从社会学上讲，工业生产力是靠精英垄断，嫌贫爱富的，信息生产力是靠协同共享，普遍受益的。

　　关于时代的讨论。社会上说法很多，有人说现在是计算机时代，有人说是原子时代，有人说是航天时代，也有人说是知识经济、生态经济时代。究竟如何划分？我主张还是按照社会核心生产力的阶段来划分，人类社会经过以耕牛镰刀为标志的农业时代，蒸汽、电力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正在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时代。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互联网磨产生的又是什么社会？我想一定是以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为首的，公平、和谐的信息社会。

信息经济来袭

　　李克强总理去年提出要大力发展信息消费，今年习近平主席更是多次谈到要发展信息经济。但是有人认为，房地产和金融业才是拉动我国经济的火车头。他们说，发展房地产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游戏，因为开发商赚了，政府赚了，卖房的赚了，买房的升值了，拉动了建材业、家装业、家具业，金融业和GDP，因此，“这个游戏应该长期进行下去”。我认为房地产是大量消耗物质资源的产业，到一定阶段，人们不可能无限占有房地产，正如前印度总理甘地所言，“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需求，但不可能满足人类的贪婪”。有人做过统计，全国房地产存量达每人60平米，已经总体过剩，主要是分配不均。不要等到像钢铁产量严重过剩那样，再使劲限产。

　　发展信息经济和信息消费，不但可以扩大国民经济的新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我们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消费每增加10%，单位GDP能耗下降1.8%，物耗下降1.4%。世界上只有物质、能量、信息，这三中最基本的资源，它们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信息消费不足，就会过多消费物质和能量，反之也然。不论人们愿不愿意，现代信息技术都会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快速渗透，形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生产和信息服务为主体的新经济”。一个重要原理，就是“边际成本为零”，例如一首好听的歌，一个人听和一亿人同时听，成本不变。微软开发的Windows系统，总成本假如是一千万美元，一个人下载使用和10亿人同时下载使用，成本还是这一千万美元。

　　信息技术有三个定律：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迈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讲集成电路的成本18个月翻番，成本下降一倍，吉尔德定律讲光导纤维的带宽6个月翻番，成本越来越低，迈特卡夫定律讲的是网络的功能与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用户越多，功能就越强大。一张网只有两个人，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价值很低。如果是4个人在网络里就出来16种可能，100个人就是10000种可能，价值呈指数上升。而蒸汽机技术和电力技术都没有这种规律，或者恰恰相反。换个方式来理解，信息网络的新用户进来，网络价值提升，单位成本下降，给原来的用户带来好处。而在物质、能源和交通领域，新消费者进来，只能增加拥堵，提高成本。

　　信息经济也有三个定律：一是达维多定律：在细分市场里，引领者（或发明者）能占据50%的市场利润，第二名和第三名分享其余，第四名基本是无效劳动。这就是只有金牌、银牌、铜牌，没有铁牌。二是新泰尔定律：原来有人说在信息产业链中是“管道为王”，所以做电信的公司很牛，当时瀛海威想做互联网，电信不给他通道，死掉了。现在呢？大家知道阿里和腾讯的市值都已经超过移动。所以移动也不能像对付瀛海威那样了，只能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因为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必须组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谁也离不开谁。这样就形成了新泰尔定律的格局。三是高氏比特需求定律：主要是讲，出现了比特悖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加急电报，指挥控制指令往往只有几个比特，可是价值及其重要；而用处不大、价值不高的信息，比如视频游戏，视频聊天，却需要占有超大的数据流量。这些定律，都是做信息经济必须懂得并且熟练掌握的规律。

　　现在许多人都在讲互联网思维，但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有人总结出七种、八种思维，我认为都是凭着个人一些感受提出来的，很多不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思维模式，所以很可能站不住脚。比如创新思维，快鱼吃慢鱼思维，在互联网之前就有哇！再比如“羊毛猪身”就是转移支付嘛，再比如免费服务，都是有条件的，并非真正的免费，实际上还是一种营销机巧。

　　我一直强调的是互联网精神，而互联网精神相对比较客观。那就是兼容、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互动的平等精神；关联、互利的普惠精神。因为不开放就不能兼容，你不容纳我进来，你也形不成完整的生产力。比如上网买东西，需要无线、有线网络接入，需要光纤甚至卫星传输，需要电商服务平台，需要各个网店卖家线上线下配合，还需要支付平台和强大的物流体系支撑，少了谁都做不起来。

　　它们都是有悖于农业、工业生产力的时代精神的。 比如，耕牛生产力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封闭，机器生产力时代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垄断，而互联网的重要特征是关联互动。互联网主体们必须做到兼容、共享、扁平、互动才能形成社会化的信息生产力。

　　前面主要讲的是信息经济的时代特征，下面我们讲信息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信息生产力正在对社会经济形成了全面冲击。包括工业、农业、能源、交通，城市建设、金融，以及社会结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甚至劳动就业方式。

　　---农业生产精准化。需要施多少肥，需要浇多少水，利用互联网都可以实现实时检测和控制。我们曾帮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共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精准化农业，现在许多地方的农场和蔬菜大棚也开始建设精准化农业。

　　---工业制造柔性化。也叫做无库存生产，在网上收取订单和设计规格，然后再安排生产。尤其是和网络化、智能化相结合，将彻底改变制造业的业态。国外已经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汽车，最近上海已经直接用3D打印出办公用房。

　　---还有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管理、网络金融、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政务都在全方位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

　　---最后是劳动方式的改变。德国有一位工程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劳动分五个层次。第一层是肌肉式劳动，只需要能量，不需要信息。现在这种劳动很难见到，以前电报局里有手摇发电机的“摇机员”就属于这种劳动，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有些山区没有电，邮电所就得专门配备摇机员。这边打电报，那边有一个人闭着眼睛摇发电机。还有，过去农村有脚踏水车、人推水车浇地的劳动，这些都是纯粹肌肉式的劳动，是最低级的劳动。第二层是位置移动式劳动，如搬运工，装车或者装船，除了有力气，也需要一定的信息。第三层是机器操作式劳动，如开车、开机床，高级了一些，也正在被自动控制技术代替。第四层是信息劳动，操作计算机和智能化设备。最高层是创造式劳动，如科研、设计等。前三层是低级劳动，后两层是高级劳动。低级劳动会逐渐消亡，高级劳动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发展规律。现在许多人害怕低级劳动岗位被代替以后，失业人口剧增怎么办？一是转到新型服务业岗位，二是提高技能，充实到高级劳动岗位，除此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大家是学法律的，就我不是。但是我和法律界的朋友讨论过，我认为一个社会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但是你光熟记法律条文，死按条文行事也是不行的。因为法律和教育一样，基本上讲的都是过去时，而社会发展很快，你必须超前研究社会规律，以修正和完善原来的法律。法律源自于法理，法理源自于伦理，伦理来源自于规律。现在许多传统经济伦理都遇到了挑战，所以学法律的人必须关注理论前沿问题。下面就谈信息经济对现有经济理论和经济伦理的挑战：

　　首先是信息共享对资源稀缺理论的挑战。现代经济学有三个假设前提，第一个资源是永远稀缺的，人的消费欲望永远是无限的。

　　第二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成就了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第三是信息是天然完备的，是没有成本的。这三点都已经被信息经济动摇了。

　　第四是价值最大化对利润最大化挑战。过去做企业首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现在成功企业必须追求价值最大化。

　　第五是收益递增对收益递减的挑战。微观经济学有两条重要的曲线，一条成本曲线，一条收益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企业边界，过了这个边界就不划算了。可是现在这个边界已经不存在了，如阿里巴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过去企业会受销售半径、运输半径的约束，现在都不存在，或者大大突破原来的界限。而且随着产量和服务量的增长，成本会单调下降，边际成本趋于零。

　　第六是网络诚信对商业技巧的挑战。我们是用小聪明赚取短期的利益，还是通过诚信经营，培育市场，实现企业的长期价值？现在由于信息日益透明，短期利益正在让位长期价值。正如默克制药公司创始人所言，“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是我们不会没有利润，这一点记得越牢，利润就会越大”。

　　第七是穷人市场对富人市场的挑战。过去有二八定律，也就是20%的高端客户，为企业提供80%的收益，现在也被长尾理论打破了。

　　第八是网络协同对自由竞争的挑战。现在对于自由竞争还是相互协作都需要重新思考。西方个人主义还原论的理论基石已经被网络协同共享经济动摇。

　　最近法国学者皮凯蒂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大量数据分析指出美国近30年造成贫富悬殊扩大的事实，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新思路。我认为解决贫困问题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西方的传统方式，就是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让富人交更多的税或者让他们通过捐赠反哺穷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富人还不够富，等到富人更富之后就能反哺穷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传统的解决思路。

　　第二种是我们过去的办法，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或者一平二调，搞计划经济。当然现在看来这个办法也不好用了。邓小平的设想是2000年之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00年之后先富带后富，但他老人家并没有找到共富的办法就撒手了。

　　第三种是让穷人掌握信息技能，自己创造财富。我最近写了一个博客，就叫“先富有门，共富无道”。我仔细分析了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舒尔茨说贫穷的根源不在于土地和资源，而在于长期的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导致劳动素质低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办教育是根本性办法，穷人的孩子享受平等教育，他就会找到致富的门道，不需要救济了。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完全等待教育均等化，至少还要半个世纪，而依靠信息化来缩小地区差距，我看有10—15年足矣。

　　山西吕梁山区有位农民叫王小帮，他在北京打工不利，一年的工资只买个旧电脑回家，学会上网以后，在网上卖山区土特产品，现在已是百万富翁了。淘宝提供一个新的脱贫方式，就是靠信息化，搞电子商务。

　　传统经济学是两百年间的工业时代发展出来的，深陷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双重泥沼。我国许多学者奉行市场自由主义，主张国家不要管经济，完全靠市场自生自灭。有人又认为国家必须要管控经济，“鸟还是要在笼子里飞”。实际上各国的政策都在这两者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说，“当代经济学在快速的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什么叫经济学，追根溯源就是“经世济民”。我国有学者说经济学就是教你如何赚钱的，我在20年前就去铁道科学院请教过茅于轼老师，他说“能赚钱才有效益，不赚钱就没效益”。但我说，青藏铁路是不赚钱的，但是有社会效益，城市公交也很难用来赚钱，但是它提高的是社会功能。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研究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明方向”。

　　我最近研读老牌自由主义学者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巴斯夏认为，人的自由要在道德基础上才是成立的。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故意回避道德，认为完全可以靠法律来约束。有些律师就是喜欢“忽悠”别人去告状，有人买了几斤羊肉怀疑里面掺杂了猫肉，律师建议他诉诸法律，结果法院说谁主张谁取证，于是他到质检部门需要付7000元的检测费，你说这个官司怎么打？美国历史上有位总统，被一个年轻人无端开枪击中，但由于高价买通了全国最权威的精神病学专家，证明他在那五分钟内犯了间歇性精神病，可以不负刑事责任。其实茅于轼老师也说过，市场经济有五大弊端，其中一个弊端就是“法律面前不会人人平等。因为有钱人可以请最好的律师，最好的证人，穷人做不到”。

　　如果人人都不讲公平道德，有问题就诉诸法律，哪个国家都承担不起高昂的社会成本？其实西方国家除了科技和法律之外，还有一根最重要的支柱，就是宗教精神，基督教精神。

　　所以我说，没有法律是不行的，有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社会更需要公平道德，尤其是网络透明环境下的天地良心。

影响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下面我想讨论一下是什么影响了我国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的经济制度和法律都是工业时代慢慢形成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好多旧的规则和制度都不适用了。

　　但是人们的思维是有惯性的，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更厉害。

　　第一，是传统产业的发展思路根深蒂固。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仍处于工业时代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还是发展制造业和房地产。而中共18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工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是要沿着钢铁、石油、房产的思维模式说北京的房价应该涨到每平米80万。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并不那么重要。我最近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信息经济不是虚拟经济，阿里巴巴和华为公司是虚拟经济吗？传媒业也可能属于虚拟经济，但是它可能比钢铁、房产还要重要。况且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不再是信息交流和传播媒体。

　　第二，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没有摆正。前几年，有人向某领导提出政府应该更多重视信息经济，将工业经济放给市场。但是这位领导说，信息经济对GDP贡献不到10%，工业制造业占到了48%，我当然要重视工业。在许多领导的心中，钢铁、机械、重化总是排在前面，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很难排上位置。他们也许不晓得，工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应该是由市场管的，政府是用不着直接管。真正需要管的是供水、供电、公共交通和信息通信。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只经营有利可图的产业，对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基础条件的哪些企业，资本就把它们推给国家。

　　我有个基本观点：“工业时代是制造业推动服务业的时代，信息时代是服务业拉动制造业的时代”。美国的农业占GDP比重不到2%，但是大量的拖拉机服务公司，飞机作业公司都属于服务业。美国一个农民经营几千亩土地，都是通过打电话、上网下订单，依靠生产型服务业来实现的。

有人提出“制造业的服务化”命题，提的很好。现在小到水杯，大到汽车，房子都可以通过网上设计，3D打印出来。现在有几个新的缩写词汇：Saas（软件即服务）,Iaas（信息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 有了3D打印也可以说Maas（制造即服务）。

　　第三，是宽带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宽带基础设施包括光纤有线宽带核心网和光纤、移动宽带接入网，我们已经落后于美国甚至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我国走了个“之”字形发展道路：35年前我国通信网络十分落后，全国电话总数不及香港一个地区。后来在数字时代实现了跨越发展，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法国和美国，2000年，美国许多城市还有大哥大模拟手机，我国全部实现GSM和CDMA数字化。法国许多城市还在用铜线电缆通信，我国已实现县以上城市之间通信光纤化。但是后来，搞三网融合耽误了12年，上不上3G移动通信举棋不定，耽误了8年。后来决定发三个3G牌照，但最好的时间窗口错过去了，致使宽带网络与国外差距拉大。

　　第四，是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各个大单位包括政府部门都搞自己的信息化，把信息资源垄断起来。厦门医疗信息化搞得很好，但是省里不愿意用，省里要搞自己的信息化，某些省里医疗卫生信息化搞得很好，中央部委又有自己的搞法。你给他们讲信息资源应该共享，他们说，好哇，你们都拿出来给我共享。显然是把信息资源当成了实物商品，搞农业时代的独占或工业时代的垄断。

　　第五，是国家综合管理部门缺位。美国国会下面有个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存在了近百年，总部有2000人，每一个州有公共管理部门管通信和信息化。欧洲国家有通信管制部，韩国有信息通信部，我国台湾有通信广播委员会。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况就不同，互联网叫“九龙治水”，各方面都管、又都不管，后来有了工信部，又和工业混合在一起管。

　　第六，是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必须通过技术手段，法律约束和道德自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许多情况下“软法律”，比“硬法律”还要管用，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堵的办法。

传统思维和路径依赖

　　我们现在的法律也好，知识也好，都是基于过去的研究和实践。一旦遇到社会经济问题，许多人喜欢向后看，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如何如何。更有甚者，求助孔孟之道。其实孔孟就是喜欢向后看的代表性人物，孔子要克己复礼，拼老命回复周朝的规制。孟子说“五霸者，三皇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也是向后看，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出了些问题，我们有些人就不思改革新路，提出还是回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鸟笼经济时代，甚至要在孔子哪里寻找社会和谐的良药。

　　我国信息通信业发展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30年前打电话还是人工接线的，后来用了自动电话，有人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许多领导的电话都是由电话员帮助接通以后，再反过来回叫领导，现在需要和群众同样拨号，不习惯，甚至要求回复原来的人工接线电话。我国在80年代发展了很长时间的用户电报，后来有了传真机。电报部门就想办法阻碍传真机的使用，制定了每月收350元的资费政策，一旦发现私自用传真机，就要一次罚款2000元，结果传真机没用几年就又被E-mail代替了。BP寻呼机也是这样，当时全国有2700家BP机公司，眼看要被手机取代，有人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BP机永远不会消亡”。后来又有人把小灵通比作自行车，说小灵通永远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宽带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小灵通也上不了“路”了。前几年还有个长途电话的城市序号问题，长沙、深圳、大连等城市的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中央申请，要026这个长途电话编号，认为可以提高他们所在城市的政治地位。当时我就和媒体说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当时的城市长途电话编号确实是按照分级汇接宝塔结构考虑的，后来的移动电话区号，就淡化了地域概念。现在互联网来了，就把这些都冲散了，互联网的特征是扁平化、去中心化。

　　我讲过广播和电信都已经是落后的生产力，只有互联网代表先进生产力。广播是中心辐射式信息结构，代表农业时代的集权方式；电信是分级汇接式信息结构，分国家中心，大区中心，省中心，地市中心，县中心，乡镇中心，五级汇接，代表工业时代的分级控制体系。而互联网是扁平化结构，没有中心，没有分级，关联互动，人人都可以成为中心。

　　如何保证这个扁平关联社会体系的安全问题，既不能靠完全自由，更不能回到集中管控，当前最重要的是研究社会协同治理和新规制方式。上世纪80年代世界盛行经济自由主义，国内外学者大都主张“取消一切管制、实现完全自由竞争”，结果许多国家的铁路、电信、电力改革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重建管制(re-regulation)--回归垄断(re-monopoly)--新型管制(new-regulation )的弯路。

　　2015年2月，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这份方案将把ISP（信息服务提供商）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们将需要接受跟电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通信企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利益。可见西方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遇到了完全市场竞争和回归行政垄断的“鬼打墙”。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没有完全按照英美模式改革，反而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理论指导，也遇到了信息普惠政策缺位，三网融合不给力，信息安全隐患严重、信息孤岛普遍存在和相关政策、法律、观念不适应的诸多矛盾。

　　马太效应是社会复杂系统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经济现象来说，分工带来的差别总是不平衡的，占据了有利地位的一方，可以凭借其在各种方面（财富、信息、地位等）的优势，得到更大的收益、取得更有力的地位，从而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

　　信息生产力本来提供了消除马太效应的手段和机会，互联网的开放、普惠精神可以为普通群众提供创业机会和话语权，大大降低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门槛，造就了释放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巨大能量的机遇。然而，传统体制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仍然坚守着高门槛、集中式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方法和行业格局，使许多政策只有利于强者，不利于草根和广大群众创造性的发挥。

　　由于互联网的去中心性、跨地域性和高度关联性，对现行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电子商务、网络金融、预约专车，虚拟财产、网络代购、隐私保护等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是我国现有的信息法律法规散见于不同的部门法规中，各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映射和支持，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引发的全社会经济活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要求。

　　任何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从根本上说是靠人，是靠按照相应的价值观联合起来的人。这里说的观念，是全社会的人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理念和规则。这是任何社会和经济系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这种观念应该是管理者和社会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共识，即核心价值观。农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主义，以维系封建帝王的更替；工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利己主义，必然形成资本垄断或国家垄断；信息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互利主义，才能顺利走向关联普惠的新型社会。

　　无论你赞成哪个学派的理论，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信息经济正在造成政府管控和自由市场这两种模式在更大范围的失灵。一是信息日益透明打破了许多领域的行政垄断，但是自然垄断仍然存在，市场垄断更易形成。二是传统理论和经济规则更容易扩大数字鸿沟和城乡差别，造成更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三是经济外部性凸显，包括网络效能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四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突破了警戒线。五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服务快速扩张 ，传统理论几乎束手无策。六是信息共享与物质产品独占这两种经济模式冲突，理论界对新经济的研究近乎空白。

　　长期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除了朝廷空间就是家庭空间，根本没有“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实际上，互联网正在为人们打开公共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及各类信息应用服务平台，究竟是靠政府垄断，还是靠市场自发调节？实际上，淘宝已经是一个公共平台，阿里巴巴已经成为新型的社会化公共企业。

社会变革的十大趋势

　　1、生产工具从耕牛镰刀、动力机器到信息网络。农业社会，人类使用耕牛镰刀生产，工业社会，人类使用动力机器系统生产，信息社会，人们通过信息网络，操纵机器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劳动分工也日益复杂，这也符合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过程。

　　2、生产方式从独立分散，集中垄断到分布关联。耕牛镰刀是在个人分散生产方式，动机机器必须把工人集中在工场一起生产，信息网络则可以采取，在家上班、分布关联生产方式。

　　3、生产效率从收益不变、收益递减到收益递增。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收益和投入量呈线性关系，叫做收益率不变；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收益与投入量则呈抛物线关系，称作收益率递减；信息经济时代，生产收益与投入量呈指数关系，称作收益率递增。

　　4、市场需求从初级产品、标准化商品到多样化服务。现代服务业日益重要，日益个性化的服务占GDP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5、投资目的从谋生手段、获取利润到追求幸福。现代人被工业思维固化到贪婪占有物质财富，财富的代表也从占有土地—占有机器—占有房产，向金融产业转变。中国地少人多，房产和金融正在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集中化大城市发展模式也带来了很多社会弊端。许多前卫学者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已经容忍不了人类的贪婪，追求生态和谐和普遍幸福比追求GDP更有智慧。

　　6、调节方式从自由市场、政府管控到社会协同。近30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均衡和政府管控都会失灵，许多学者都在思考有没有第三种均衡方式？那就是网络环境下社会协同治理。本人2000年出版《网络协同经济学》一书的主要观点曾被国际互联网治理小组吸收借鉴，建立了国际互联网治理五项原则，我想用于国内应该更加有效。

　　7、核心价值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到互利主义。现在有北京精神，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有点繁，但基本上还是提倡利他主义。其实这样的价值观是很有问题的，它很容易形成伪善并长期损害中国社会。据说汉宣帝大讲忠君爱国、仁者爱人，太子直言皇上应该首先做到，结果被逐出殿外。孟子就说过，君子欲成大事，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让天下人很难把握。而西方则相信性本恶，提倡利己主义，反而创造了几百年工业时代的辉煌。随着信息生产力的普及渗透，社会越来越透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能提倡利他主义，也不能提倡利己主义，只有提倡互利主义，公平交易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过去儒商有段很精彩的话叫做：“我有利客无利，则客之不存；我无利客有利，则我之不久。客有利我有利，则客永存我永利也”。如果你一边提倡全社会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边又要发展利己主义的市场经济，那就会导致精神分裂！

　　美国著名学者埃克斯罗德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分成64种取向，在每种取向之间进行1对63的循环博弈。结果每次都善意对代别人的人首先被淘汰；每一次都占便宜的人也很快被淘汰。在博弈两百轮之后，有一种人得分最高，就是表面上和你合作，背地里捅刀子的人。但是持续一千轮之后，持这种取向的人也被淘汰，最后剩下的只有一种人，那就是始终持“一还一报，平等交易”取向的人。但是这个模型也有问题，需要上千次重复博弈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现实社会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骗子今天骗你，明天再骗别人，这个模型收敛不了。但是有了网络透明和实名制，在网上打一次交道就相当打了一千次交道，这样的博弈模型很快就收敛了。

　　8、经济伦理从群族理性、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群族理性，也就是封建主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利他，统治者得到最大好处。工业时代每个人通过自由竞争，都想让自己发财，让别人倒霉，这就是个人理性，结果必然造成少数人垄断社会财富。信息时代的经济理论应该是社会公共理性，唯此才能实现以中产者为主体的公平信息社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更应该奉行协同互利的公共理性策略。马云最近说，阿里要成为国家企业，我通过他身边的人转告：阿里应该成为社会企业。因为只有成为社会离不开的企业，才更有未来，才能更代表未来。况且马云本人也多次说，“互联网时代，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要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这正是社会公共理性的核心要义。

　　9、组织结构从无组织化、被组织化到互组织化。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力学途径，比如万有引力使天体作有序运动，磁场使磁性分子做有序排列，这些都是在力学作用下被组织的有序状态。另一条则是靠信息途径使生命系统进入自适应、互组织的有序状态。

　　在工业时代，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控制中心通过高度同一的组织体系来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结果人们发现社会总是在过组织或欠组织的状态下摇摆，很难稳定在最佳控制点上。

　　事实上，被组织化只适应单一目标的符合机械决定论的全结构化系统，不适应日益多样化的非结构化的网络。问题出在超出人脑这种复杂系统之上，起维系作用的主要不是能量而是信息。在一定的信息环境中，各社会单元和经济主体不断地进行互组织，才能达到复杂网络结构的次优状态。

　　10、哲学思维从天下一统、两元对立到多元协同。农牧时代，人们信奉地心说和一元论，折射到制度层面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民族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工业时代，人们信奉日心说和二元论，人们最重视的是能量，必然遵循牛顿力学思维，吸引还是排斥？精神还是物质？好人还是坏人？敌人还是朋友？对立斗争、零和博弈成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信息时代的人已经发现复杂宇宙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生产体系日益复杂，原来的同质化竞争必然被异质化关联取代，只有自觉遵循多元协同规则，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互利共赢。

　　以上从信息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经济伦理和社会哲学，粗浅归纳了这样一些发展规律和社会趋势，有些只是初步研究结果，希望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我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但是脑袋还停留在工业甚至小农经济时代。习总书记最近也提出“我们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每个时代都应该有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希望在座的都能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问：目前中国的硬件条件和国外的差距如何？

　　答：总体上来讲，中国人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没有优势可言，虽然我国下了很大力量，从大练钢铁到大搞集成电路和大飞机都不成功。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有一种”差不多”的潜意识，工业时代需要的是机械的精度和材料的纯度，这是我国工业的两大致命硬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进口瑞士手表成套零件，找两位同样等级的技术工人装配起来，瑞士工人装配的走得好，中国工人装配的就是走不好。

　　信息技术的主要硬件是光导纤维和集成电路，我国也长期搞不好，主要问题也是这两大硬伤，后来搞合资，把这个问题跨了过去，现在我国生产的光导纤维质量已经没有问题。我国集成电路芯片自己设计的很好，就是光刻技术不过关。现在华为、中兴公司自己设计好芯片，拿到国外去加工。所以华为的专家说，必须走全球化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道路。我国最大的优势在应用软件和芯片设计，而不在硬件技术，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应用软件设计优势和市场优势反求核心硬件技术，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工业时代我们钢铁比不过人家，然后就大练钢铁，冶金部也成了老子部。现在钢产量世界第一，是美国钢产量的十倍！结果除了污染严重，又不代表什么。所以我说，中国的机会不在工业经济时代，而在信息经济时代。

　　问：是不是可以把高精尖技术的发展都集中到国家手里，让国家集中搞技术创新？

　　答：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和极其有害的建议。有人认为可以用两弹一星的办法来搞信息化，两弹一星只能搞军工、搞航天。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要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最前沿的信息技术在华为公司，最有创新性的企业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他们恰恰都是民营企业，是从小微企业做大做强的。如果再用举国之力去搞，成本会很高，效果也不一定好。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关键技术，比如需要超前研究的下一代信息技术、安全加密技术还是应该由国家适当集中，或者由国家组织有条件的市场主体来搞。好，要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