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互联网+正是迈进数据化社会风口的起点

　　很快，国内互联网巨头BAT（编者注：国内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公司Tencent，合称“BAT”）中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就分别以专著形式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版本。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跨国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畅想在工业化足够发展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

　　从那时起，人们不断地探索着今天乃至未来更长时间的社会图景却未得。当“互联网+”成为风口的时候，人们想起了贝尔曾经想象的社会：

　　只是，阿里和腾讯两个版本刻画的，与贝尔的想象大相径庭。

　　在阿里看来，“世界正在快速改变，很多人还不知道IT是什么，今天IT已经在向DT（数字科技）时代快速跨越”。“互联网+”意味着连接、融合，意味着“云+网+端”作为基础设施；意味着用数据获取财富；意味着人类自组织，并网状协同。

　　在腾讯看来，“‘互联网+’就像电能一样，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互联网+”意味着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

　　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与贝尔设想的图景完全不同的现实或对现实的想象。

　　显然，阿里和腾讯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更加令人向往的时代，人们似乎正在迈向那个时代的路上。

　　不过，进入那个时代，甚或那个社会，可能并非像写一个“+”号那样的简单和容易。

　　在腾讯看来，要进入“互联网+”时代，“互 + 联 + 网”是基础；接着是工具的连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万物互联、产业互联；然后，是互联网与人的互联；再接着是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的互联；最后，是互联网与一切的互联。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腾讯辟出专门的篇幅，讨论“连接一切”，并列举了互联网+工业、金融、能源、健康、教育甚至X。

　　读起来有点乱，对吗？没关系。观点很清楚，在腾讯看来，通过“连接一切”就可以进入“互联网+”时代，甚至“互联网+”社会了。

　　阿里可不这么看。连接一切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在阿里看来，IT时代，已经是连接一切的时代，可那是一个“方便自己控制和管理”、把信息作为一种权力的时代，不是“互联网+”时代。要进入真正的“互联网+”时代，甚或“互联网+”社会，需要让消费（者）作为第一驱动力。为了证明这一点，阿里也列举了互联网+营销、零售、产业集群、制造、跨境、三农、金融、信用、物流、医疗、教育、旅游、文化、政务、公益等众多领域的思路与观察。

　　问题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消费（者）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甚至一个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吗？也许阿里会说，此第一驱动力非彼第一驱动力。阿里的版本也正希望证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不同于工业化时代。只是，人们欣喜地读到了各个例证之后，却难以从这些例证中找到例证背后的共同属性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腾讯和阿里的两个版本，对实务工作者，应该有很多的启发、灵感。即使对学术界的读者，众多的例证更似重锤，可以敲醒仍然沉湎于工业化时代特征探索的学者们，让他们关注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巨大发展与变化。

　　尽管如此，两个版本似乎还不解渴，人们更需要理解的是，即使“互联网+”一切，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本质的改变？与农业化、工业化时代有什么不同？

　　阿里说，“DT是一个数据更加充分流动的时代”，“互联网化的核心和本质，即‘数据化’”。

　　在我看来，更加本质的是，人类正在迈进一个数据化社会。数据化社会才是“互联网+”的本质。

　　为什么不是数字化？数字只是数据的一种形态，却不一定就是数据；除了数字以外，数据还有更多的形态，音频、视频、图片、文字；任何痕迹，无论是人类的还是自然的，都可以成为数据。

　　为什么不是信息化？信息是既在的、物理的，可以有无限的展示形式，是通过人类的探索活动发现的；数据化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测量获得的、可计算的表现形式。可计算，才是数据化的力量所在。唯有可计算，才可以把信息转化为用于智能化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于人类的知识。

　　为什么不是知识化？知识是约定俗成的共识，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从数据中挖掘的、发现的；更重要的是，为着不同的目的、运用不同方法，可以挖掘到不同的知识。

　　数据化就是以数字形态记录一切事物和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以个体为例，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处在数据化中。健康、智力、性格、能力、行为、交往、工作、成就、幸福，都在数据化；不仅个体如此，一切人类活动涉及的事物，都如此。

　　因此，互联网“+”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身。真正的“互联网+”，是通过“+”把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彻底数据化的过程，通过“万物皆比特”，由“连接一切”的数据化，由“云+ 网 + 端”形成的数据化系统，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一系列更新的机会与路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化，不只是一种技术体系，不只是万物的比特化，而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重组，是一种更新中的社会体系；更重要的是，更新甚或重构人类的社会生活。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每个人是数据的贡献者，同时，也是数据的消费者。在数据化的社会中，一切数据化的记录，为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提供原料，也构成了数据化社会财富的基础。

　　举一个可体验的例子，地面导航。当人们拿出导航设备进行导航的时候，就在运用数据化的成果，同时也在提供数据。在城市，车载导航系统运用这些数据告诉你哪条路拥堵、哪条路畅通；与此同时，你的车行速度，上传到数据云，经过数据挖掘会告诉更多的人你目前所在道路的车行速度。这就是数据化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已经出现在了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预测未来，是一种冒险。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嘲笑过那些预言家们，他自己却也忍不住要预测。贝尔预测的失败再一次地证明，即使仅仅预测短短50年的发展变化，也是荒唐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如果说在农业化社会，人们可以把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和人际范围；那么在工业化社会，人们就不得不依靠工厂组织和商品市场；而在数据化社会，人们不仅不得不让自己完全裸身于社会，更不得不依靠平台来建立生产与生活的网络、展示个体的创意和价值，进而在贡献与收获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个进程中，诸多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看似理所当然的制度、物质、行为、文化，也许不再那么理所当然，甚至会很快消逝，譬如钞票。

　　至于数据化社会会不会像马云预言的那样更加“透明、利他，更注重责任和体验”，现在做判断或许为时尚早。有一点，却非常明确，那就是，如何在数据的贡献与消费之间、在数据财富的分配上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是过去的商品交换社会、资本交换社会所不曾遇到的问题，也正挑战着人类的良知与智慧。

　　回到开篇的话题，对社会经济发展动态的敏感，通常是学院派学者的“专利”，这一次，却是企业专家们抢得了先机。这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开端？在我看来，这样的变化，正好映射“互联网+”的影响：数据驱动的学术。谁掌握了数据，掌握了从数据中获取信息、获取知识的机会和能力，谁就占据了学术的高地。遗憾的是，学院派的学术似乎还没有找到“互联网+”的风口，即使找到了，会飞向何方，也还依赖于学术群体对风向和风力的判断，以及学术群体自身努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