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关键转型期能否跳出“日本覆辙”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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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定中美完能的是科技创新能力,而这又需要以制度比拼为基础，“制度高于技术”。在这方面,美国成功的历史已经表明它的制度与环境在全球最适合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效仿美国,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法治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竞争市场,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家精神,等等。

但是,美国看不到中国正在推动的这种趋势,而是担心继续以往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政府作为一股主导力量,通过举国体制突破科技瓶颈,并且试图通过盗取别人的技术来发展自己。这些印象是美国企业与美国人对中国好感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担心的地方，因为双方不是公平竞争。

当然,美国在其垄断的高科技领域突然缺乏信心，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处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开始思考自己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反思全面而且深入,这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国所不具有的能力。

美国认为自己经历科学革命摘取“低垂的果实”后，进入了“科技高原”,遭遇创新瓶颈,从而面临一场长期的“大停滞”。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科学攻坚,而美国企业越来越难以承担高昂的研发成本,这意味着当美国科技创新步履维艰的时候,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在跑步前进,两国之间的差距会很快缩短。

美国也关注到自身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去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尽管美国在高科技研发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制造业的衰落将会在长期内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导致美国竞争力下降。这是因为制造已经成为一项知识型工作。在创新链上,制造与创新已经密不可分,当美国将电子制造业外包给亚洲(尤其是中国)时,可能导致创新链的迁移。“产业公地”(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程制造能力等能够支撑行业发展关键能力的集合)理论认为制造业衰落将导致产业公地的衰败,从而让美国的创新失去基础,陷入恶性循环。

几年前,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国家纷纷推出新工业革命计划,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只是诸多国家中的一份。或许因为中国在所有工业国中处于最低端位置,因此,进步空间相对比较大,从而让处于高端的发达国家感到威胁。他们担心,中国一旦掌握了先进技术会以规模和价格优势削弱所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地位。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有观点认为,在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中,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只会对自己有利,但会损害他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现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机遇出现,加速了美国对中国出手。随着5G技术的成熟,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特征就是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也就是万物互联,相关的基础共性技术逐渐成为新的技术高地。在这方面中国具有优势,中国是信息电子产业制造业中心,将享受这轮技术变革硬件需求的红利,并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上越来越多地占有重要位置。其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业工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将产生更多的数据中国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强化自身工业的创新与效率。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在制造业变革当中占据了主导权也相当于掌握了新兴产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美国正在与中国争夺5G时代的主导权。笔者不久前在《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上)》就指出,贸易战可能迫使中国设计代工企业(ODM)向境外尤其是向美国转移。以富土康为代表的ODM企业是中国发展电子制造业完整产业链的关键,ODM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培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一旦此类企业搬走,将冲击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如果转移到美国,将会在美国形成新的产业链与制造中心,让美国在万物互联时代实现软件与硬件的结合。

电子制造业在中国出口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大部分是由台资企业完成生产。中国证监会已经通过了富土康在A股上市的申请,而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美国商务部掌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IanSteff)赴台积电总部会晤董事长张忠谋,或许动员他去美国投资。在美国与盟友封堵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游戏当中,台湾是比较薄弱的一环,美国似乎想通过游说台湾企业动摇中国大陆在信息电子产业制造中的统治地位。此外,美国还以安全为由,将在5G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华为公司完全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方面对付中国有一个清晰的线路。首先,认清了自身不足:科技创新遭遇瓶颈,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新一轮产业变革依托于制造业的智能化,中国占据优势地位。其次,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势头,鼓励企业投资美国制造业。其三,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垄断联盟扼杀中国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技术的通道。其四,对中国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技术研究的做法进行阻拦。

中国首先要认识到,美国在经济低迷期容易低估自身技术竞争力,实际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依然拥有全球霸主地位。1980年代,日本丰田、索尼、东芝等大量日本企业在技术上挑战美国企业,并涌入美国市场,现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自己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中国的创新基本聚集于商业领域并具有高度本土化的特征,无法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

其次,中国一定要集中精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制造业提供稳定的环境,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一个工业国的竞争优势主要靠中小技术企业(尤其是隐形冠军)完成。中国企业在中低端领域具有产业链与生产效率的优势，但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过去几年,中国执迷于金融、地产,现在又热炒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领域的“独角兽”。这些公司很大一部分是以技术公司面目从事最传统的产业,甚至某些公司在政策“溺爱”之下,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如果他们回归A股制造的暴富效应将继续在从金融环境到价值观等各方面干扰实体经济发展而真正需要融资支持的中小企业反而没人关注。

其三,中国巨大的市场为企业投资于技术创新提供了有足够吸引力的保障。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在装备行业的技术进步就有赖于市场需求的旺盛,现在中国成为汽车电子产品等全球最大的市场,可以摊薄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再加上中国已经具备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机遇。

其四,中国应该加快改革速度,让政府(尤其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减少干预市场,实现市场独立地位推动法治建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开放和自由、公平的竞争,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与改革,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有系统性的政策、机制与执行效率,既是为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激励环境,同时也避免授人以柄,让整个西方不停地对中国指指点点,并拖累中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遭受不公平的审查与障碍。

特朗普政府通过“301调査”威胁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征税的做法,让中国人看清了美国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意图,这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凝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前进动力,进一步强化中国几十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代表着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只要继续发挥拼搏精神,中国一定会在科技领域创造更多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