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关键转型期能否跳出“日本覆辙”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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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发起TPP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一个新常态,需要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由注重增长速度转向重视增长质量。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化的市场规则与更高水平的竞争,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形成第二次“入世”的“红利效应”。

2017年7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重点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就此做出全面部署。“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但是,这些设想并没有及时实现。或许因为中国想与美国达成关于开放的一揽子方案,比如在奥巴马时期就着力推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但美国对此要价太高,同时中国还未做好准备。因此,中国设立诸多自贸试验区,做好开放前的准备工作。

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想继续推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被拒绝。现在,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就贸易与美国谈判、避免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并在今年“两会”前通知了美方。但是,美国却趁机发动了贸易制裁,其目的是为即将启动的谈判增加筹码,试图勒索更多好处。

应当说,中美双方在中国加大开放力度、降低关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原则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引入竞争、鼓励创新所必须的制度建设。而且,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今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向世界宣布,中国会推出“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举措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要在金融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四个方面。

但是,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威胁手段逼迫中国屈服,这为两国的谈判增添了变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时机看上去是精心挑选的。首先,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准备与之谈判并且双方决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时出手;其次,对特朗普与共和党而言,艰难的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开始,特朗普似乎有意将中国主动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诠释”为对自己的“让步”,从而取悦选民。从这个角度判断,特朗普可能更倾向于最终与中国达成妥协,否则,一旦陷入相互报复的贸易战,也会影响共和党选情。

但是,特朗普的鹰派团队可能希望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中国屈服,形成塑造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规矩和先例，从而在战略上降服中国,也让世界感受到美国的余威犹在。但中国不可能接受这种“霸凌”。首先,美国漫天要价让谈判丧失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屈辱性的要求;其次,如果中国向“霸凌”低头,美国不仅会对中国得寸进尺,也会继续破坏国际规则,并威迫其他国家顺从。因此,在美国没有收回各种无理要求之前,中国不可能与之谈判,并会报复美国任何挑衅的行动。

特朗普把国家当作公司来治理的方式,导致对华贸易战是由情绪主导的一次缺乏经济与外交常识的“暴走”。由于中国退速进行了对等回击,这让人们开始担忧局势可能失控,因为,特朗普并未预料到冲突带来的挑战,也不知道如何熟练地控制局面。相反,他可能在民意支持率上升的背景下,像一头疯狂的公牛一样与中国斗争到底,他可能继续打出台湾牌。美国的鹰派可能会选择大胆的冒险,甚至包括军事冒险。

从技术角度看,对于美方撰写对华“301调查报告”中国缺乏针锋相对的集中反击。事实上中国也应该制定中美经贸报告,通过数据、政策和案例向世界表明:首先,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虽然存在巨额顺差但被夸大,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大幅缩水,考虑到通用、苹果等大量在华子公司盈利情况,美国在双边经贸中获利更多;其次,美国对中国商品与投资限制更多,安全审査部门和程序过多,设置了太多非市场壁垒,美国没有资格指责中国：其三,中方做到了对外资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大部分技术转让是市场行为,不应该将市场行为归结于政府干预,等等。

美国在中国并未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利用本国法律,通过一系列故意模糊的指责,向中国施压,这是不讲理的行为。美国要求“对等”原则,却使用威胁手段大搞地位不平等;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市场,却要求中国政府帮助减少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这些行为混乱、矛盾且不严肃,事实上,即使要求与中国谈判,美国也缺乏一个具有唯一性与权威性的代表团队以及统一的立场。

而美国经济调整将对中国产生长期甚至是战略性的影响,这是麻烦的开始。

除了两国在科技领域竞争之外,特朗普的政策存在个极大的风险: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债务规模也在加速上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债务水平3月15日首次触及21万亿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债务增长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从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28日,联邦债务增加了惊人的6210亿美元,而同期实际GDP增长为100亿美元。

可以想象,特朗普面临着刺激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他想扩大美国出口,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吸引更多制造业工厂,而如果他的政策不能让经济实现繁荣并扩大税基，美国财政赤字会加速放大,美国面临持续衰败的危险。

假如美国成功实现了繁荣,资本大规模向美国流动,会对高杠杆率、高资产价格的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产业转移也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不能像里根“供给侧革命”那样成功,迎来新经济时代,而是惨遭失败,一个衰弱而更加敏感的美国可能会陷入更激进的民粹主义,并将矛头对准中国,这会极其危险。

因此,中国有必要持续有效地推进去杠杆工作,以更多手段巩固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分配正义,扩大消费,继续夯实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迎接新时代外部环境巨变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应巩固与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全面联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一个稳定的区域环境有助于减轻地缘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