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对立的

      我国现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按照国际上替代城市概念的“人口稠密区”概念，我国不仅绝大部分建制镇是属于城市范畴，就连一些村庄也属于城市范畴。
　　自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该战略的工作正在逐步开展。今年2月4日，中央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上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乡村振兴”也成了高频词。
　　其实，乡村振兴成败主要面临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一是未来城乡人口布局变化趋势，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有关这两方面的判断与决策，均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大小有关。市场作用空间足够大，乡村便可振兴；市场作用机制不畅，乡村振兴无从谈起。
　　从今年“两会”出现的信息看，中央对城乡未来人口布局变化趋势已经有明晰的判断。在今年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他对未来城乡人口布局的一个具体看法。他说，未来我国乡村还会有三四亿人口，这个情况被他看做振兴乡村的重要依据。
　　在目前的政策讨论中，有一种意见把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对立起来，担忧进一步推进城市化会妨碍乡村振兴。我并不认同这一看法。鉴于数据不充分，下文的讨论在数据上可能不精准，但在基本趋势的判断上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
　　城市化不是多大的难题
　　采用较易接受的说法，我国人口高峰期的总量约15亿或略少，如果这个时候乡村人口有3亿，意味着城市化率约为80%，这已经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人口布局特征。
　　进一步估计，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化率提高速度会减慢，每年平均提高约1%，那么，在2038年前后，我国城市化率会达到80%。按这个判断，我国在20年内，约有3亿人需要进入城市，平均每年约1500万。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总量还会显著增加。
　　实现上述目标看起来任务艰巨，其实不然。我国现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
　　按照国际上替代城市概念的“人口稠密区”概念，我国不仅绝大部分建制镇是属于城市范畴，就连一些村庄也属于城市范畴。我国设有中心小学的村庄，估计近半数符合“人口稠密区”的标准，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调整，今后保守估计还有近万个村庄不会是真正的农区村庄，即那里的人口基本不是农场家庭。
　　现实中，我国农村大量的所谓农民，已经不是真正的农民，我把他们称为不真正下地的“地畔农民”。我国真正以农业为主业的人口，现在应该在4亿左右，而实际的城市化率估计已经达到65%以上。这意味着，今后每年需要进城的实际人口应该显著小于前述1500万人，待“城市化”的人口也不是3亿，而是不到2.3亿。
　　如果我国对城乡区划制度作出适当改革，降低城市门槛，城市人口总量就会显著增加。通过改革，大量乡村居民点应该“实至名归”，一批村庄，特别是建制镇所在地的居民点，应该被划为“县辖市”。将“市管县”制度撤销，再将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做大幅度的合并，例如陕西秦岭以南的25个县区，可以合并至七八个，全国合并到800个以下，就可以全面推行“省直管县”，并在每个县里发展几个“县辖市”。
　　全国各类城市发展到3500个左右，这样也不需要将每一个建制镇当做“城市”，就是踏踏实实的农村镇，全国这种镇可以有三万至五万座。现在讲的农村“三产融合”、乡村旅游、农业服务，都在这样的镇上。习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还提到的“逆城市化”人口，也适合在镇上，没必要、也不可能三两户分散在田野居住。
　　有人担心中国土地资源缺乏，不能搞城市化。其实，我国是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而非缺乏土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如果达到深圳的水平，GDP再增加3倍，也不用增加建设用地。如果真是缺乏土地，则更需要搞城市化。
　　推进城市化十分必要
　　农业进一步现代化以后，20%的乡村人口中，真正的农业专业人口会在1亿左右，占未来15亿人口的6%左右。其他约2亿在乡村居住的人口，多是与农业有一定关联的人口，尽管他们不是真正的农民。
　　之所以判断专业农业人口在1亿左右，是因为在这个规模上，估计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会与城市居民比较接近，人口转移会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时期。
　　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也是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必要。按国际经验，农业人口比下降到5%左右时，国民吃饭开支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可能会下降到20%以下，意味着国民福利水平的极大提高。食物质量提高，价格相对降低，国民的创新活力会显著提高。此外，农产品成本的降低，会增强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轻农业强国向我国输出农产品的压力。
　　国际学术界还有一个发现，在距离一座城市半小时车程范围里，农业水平要高于其他区域。我国农业发展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都市区周边一带的农业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因为距离城市较近的区域，农户易分享城市文明和先进技术，也容易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经济。按这个规律，如果我国城市数量能扩大到前述那样的规模，并且能在农区能适当均匀分布，对农业现代化大有裨益。
　　这方面我们要学习荷兰。荷兰的平均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比我国“胡焕庸线”以东区域还高，但荷兰农业普遍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城市化率高达90%。荷兰学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全荷兰就是一个城市，这是因为荷兰的小城市分布相当均匀，任何一个家庭农场经营者都能十分方便地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居住点没有城市设施。
　　有些朋友因担心农村人才走失而不赞成城市化。我自己的调查就否定了这种看法。村庄人口大量出走的情形主要发生在农业效率很低的地方。农业效率高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不仅土地绝无撂荒，且真正下农田的专业化农民基本是中青年，甚至是大学生。
　　现有农村穷人更需要城市化
　　推进城市化，吸引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进城，城市自己首先要美好。我国过往城市发展的一个优点，是相对富裕的居民与相对贫穷的居民，不像有的国家那样，在居住区上高度分离。这个优点要继续坚守，并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缺点是，居民区建设用地的比例太低，房地产行业政策机制不合理。这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连城市中产居民也只能住多层住宅，独栋房屋只有极少数富豪才能享有。这样的城市缺乏魅力，不利于居民健康。高房价还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进入门槛，限制城市化推进。
　　未来，小农因分化而部分进入城市，其余逐步转变为专业化程度高的农村中产阶层。那些难以进入社会就业分工系统的农村人口，例如各类残障人口，也应该进入城市。这部分人不适合居住在农村，应该进入城市获得更有效、更人道的帮助。
　　现代政府的穷人住房计划（通常是楼房）和营养计划在城市更容易实行，财务成本更低。农村人口布局出现大变化以后，这部分人口若与专业农户分散居住在小型居民点，他们就等于完全与世隔绝，大概除了有口饭吃之外，无法享受到任何其他公共服务。如果有政府适当引导，农村穷人会逐渐转移到城市，使农村居民的中产化更容易实现。按这样一种趋势，我国农村脱贫工作会转型为城市居民脱贫工作。
　　农村不美，中国不会美。反过来说，城市不美，农村不会美，中国也不会美。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相得益彰。
　　关于城乡人口布局变化趋势的判断明朗以后，我们还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使我国真正走上一条城市充满活力、乡村生机盎然的发展道路。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