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生产与处理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的生活垃圾中，种种包装物和一次性用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同样来自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它们在被丢弃前所发挥的作用，是便利和洁净。在一切都需要购买的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不被包装就完成销售的，而绝大部分包装在内容物被取出后就扔掉了。而且，这一事实并不会因为类似“限塑令”的举措而得到扭转，反而在不断攀升。随着网购和外卖的兴起，用于包装、填充的塑料制品和海量的一次性餐盒，已经让轻薄的塑料袋不再是最迫切的问题。

同时，我们用保鲜膜、一次性手套、纸巾、湿巾、棉柔巾、纸尿裤来维持一种我们需要的洁净状态。——这种洁净本身，亦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需求。人类不再能容忍污垢、警惕任何可能的细菌、相信洁白全新的纸制品要比反复盥洗的耐用品更干净，这些信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纪。如此的洁净观首先当然是基于现代医学卫生理论的发展，但同时恐怕也离不开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氛围对心理机制的影响。

是的，这些易得的一次性消费品让我们的个人卫生和生活环境前所未有地干净。但是，这种洁净的另一面，竟然是持续增长的、难以处理的垃圾，也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吊诡。人类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在城市里这样，与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废物彻底隔离开来。垃圾变成了一种交给其他人处理的东西。

这种隔离经常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表征。在我们自己的身边，以垃圾为生的拾荒者、废品回收的初级从业者并不是个很小的群体，但却以一种近乎看不见的方式生活在城市底层。虽然胡嘉明、张劼颖在《废品生活》中说，“我们发现，城市废品虽又多又脏，但不是人人能捡，捡的人也不是一般想象的别无资本、没有学历、无法去工厂工地打工才靠垃圾赚钱的‘可怜人’。收废品群体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需要特别的关系网络和空间资源才能进入的行业。” 但，“一般想象”本身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在全球化的宏观层面，垃圾的流向同样是不平等的。我们应该都还记得2017年7月的一条新闻：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宣布2018年1月起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而在禁令实施后，又有后续新闻报道，美国等“洋垃圾”输出国感到很不适应，因此造成难以处理的废旧物品堆积。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主流的发达国家，将垃圾输出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被齐格蒙·鲍曼描述为，“这一部分世界能使用其特有的权力作为抵御过度高温的安全阀门，同时将世界的其他部分当成垃圾堆，倾倒自己持续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有毒废物。”

于是，全球化的不断扩张，不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因对不平等的挑战令人欢欣，另一面却又不知将导向一种怎样的未来。齐格蒙·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中不无危言耸听地从垃圾的角度设想了这一进程的结局——

一百年之后，现代性的全球化胜利所导致的一个非常致命的(可能也是最为致命的)结果就是人类废弃物处理产业的严重危机：随着人类废弃物总量超过现有的处理能力，出现了一种极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全球性现代化在面对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废弃物时，既无法重新吸收也无法将其彻底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

《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作者: [英] 齐格蒙·鲍曼，译者: 谷蕾、胡欣，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11月

除了寄望于垃圾处理工艺及材料工业的发展，我们还能做什么吗?有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吗?恐怕很难。虽然我们能读到个别环保主义者所进行的生活实验，几乎拒绝所有包装商品，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用堆肥等传统做法消化有机垃圾，把一个家庭一年的垃圾总量减少到一小瓶。但这终究只是极少数人进行的实验。以个人的力量对抗洪流，是不现实的。

可至少，在每天将垃圾投入垃圾桶的时候，在偶然遇到没有被及时清运、散发着异味的垃圾堆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停下来一瞬间想一想它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吃下去的东西能代表我们的自我，我们选择的书可以代表我们的自我，那么我们丢弃之物也是一样——不论把它们扔到多远，垃圾都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原标题:我有一个噩梦，有一天会被自己扔掉的垃圾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