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生产与处理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可是垃圾仙人并不存在，垃圾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一座大城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是巨量的。在罗宾所生活的纽约，(写作这本书时)这个数字是由820万居民制造的1.1万吨。在中国，可以搜索到环保部每年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6年的数据中，上海、北京以极微小的差距分列“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榜单的第一、二位，如果以天计算，日产量约为2.4万吨。

为了将他们运离人们的生活空间，需要一个庞大而勤奋的环卫系统和数以万计的为这个系统工作的人。央视《新闻调查》2010年做过一期名为“垃圾围城”的节目，节目中提到，北京市收运垃圾的垃圾车，如果排成车队，可以占满整个三环路。每天清晨，它们就已奔忙在每一条街道，在绝大多数人都还未醒时把垃圾桶清空。

垃圾车的终点，是一座座远在郊区的垃圾处理厂;垃圾的最终命运，在现行的处理手段下，通常是被填埋或焚烧。打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可以找到更新至2017年6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汇总表”，这个表格告诉我们，北京市共有26处大型垃圾处理厂，分布在大兴、昌平、丰台、房山等郊区。其中处理工艺采取卫生填埋的12处，焚烧7处，堆肥7处;以设计日处理能力计算，卫生填埋9541吨，焚烧9800吨，堆肥5000吨。

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刚好基本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量持平——还好。2010年的那期《新闻调查》所聚焦的，是某小区居民出于健康考虑，抵制在其附近修建垃圾焚烧厂，两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节目中，北京市政市容委固废处的工作人员这样强调修建新处理设施的紧迫性：“只要四五年的时间，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容量就将用尽，就要面临垃圾没有去处(的困境)。”几年过去，我们应该庆幸，仍在不断增加的生活垃圾依然有地方可去。

但填埋和焚烧，毕竟也并不是让我们感到心安的垃圾最终归宿。填埋，将一个个地块填满之后怎么办?事实上，填埋曾在生活垃圾处理中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这一方式持续性较差，“零填埋”、修建更多符合环保标准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包括北京在内很多城市的目标。然而，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在燃烧后有可能产生包括二噁英在内的各种有害物质，即使建造者和管理者努力使其满足严苛的环保标准并作出承诺，也每每让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和反对。垃圾，即便被填埋于地下或烧化成气体，也同样让人厌弃。

可是，那它们又该往何处去呢?每一个居住区里的人，都希望小区里的垃圾能够得到最及时、最清洁的清运，同时，希望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离自己越远越好。这固然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市政管理问题，但更是一个深层的悖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之中。

现代性的吊诡

垃圾剧增，与快速变迁的现代生活观念

生活垃圾的剧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普及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研究垃圾问题的作者有普遍的共识。

罗宾·内葛在《捡垃圾的人类学家》中说：“环卫工人是维护资本主义最基本节奏的重要参与者。物质消费总是包含丢弃的必然性，尽管这很少被承认。如果消费产品不能被丢弃，那么它被占用的空间就不能腾出来让新的产品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因为环卫工人带走了家庭垃圾，我们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引擎才不会运行不畅。尽管这是对一套厚重复杂过程的简单化描述，基本现实却是明确的：用过的东西必须丢弃，为新的东西腾出空间。”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

作者: [美]罗宾·内葛，

译者: 张弼衎，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这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依然可以穿但是旧了、不再符合时尚的衣物，不小心购置了大量多余的物品存放到过期，不断更新换代的电子商品令被淘汰的产品难以处理……当新的消费品涌入，旧物就成为了对我们无用的垃圾。

有时，类似行为会遭遇长辈们的感慨：“还好好的，就扔了啊?想我们当年……”观念的冲突正是因为，这样被不断升级消费所规训的生活，历史并不久远，在传统农耕生活中，需要特殊处理的生活垃圾是非常微量的，喂养牲畜、烧火、堆肥可以消耗掉绝大部分。

人类学学者胡嘉明、张劼颖的研究著作《废品生活》，关注的是寄居在城市边缘的拾荒者群体，两位作者在书中解读了废品在转型中国的物质性：“回收、废物再用，修补破旧之物，曾经是家庭生活中男男女女必备的技能。然而随着一套方便、卫生、更新换代的文化兴起，人们才逐步习惯于丢弃，而不是循环利用。”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作者: 胡嘉明、张劼颖，版本: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