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碳减排风险量化

编者按：为提升全球金融机构识别和管理环境风险的能力，提供可借鉴和参考的国际最优实践，2017年上半年，受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委托，工商银行牵头绿金委多家成员单位，共同撰写全球第一本环境风险分析理论、方法、模型的案例研究书籍——《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与案例研究》。该书于日前正式出版发行，书中的方法和模型覆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多种金融业态，具有广泛的应用基础和参考价值。近期，中国金融信息网将为您连载本书主要内容，敬请关注。

一、碳减排的风险定价

(一)气候变化及其风险

气候变化。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地球生态系统、粮食生产、公共卫生和安全都会带来持久而广泛的灾难性影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的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明确要求把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2℃之内，并为实现控制在1.5℃之内的目标而努力，为此各国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标，并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全球净零排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估计，截至2011年，已经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碳当量已经达到约1900吉吨，意味着2011年以后的全球“2℃碳预算”大约为1000吉吨[1]。IPCC估计，减排成本(不包括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效益)所对应的21世纪全球总体消费增长率每年降低0.04%~0.14%，在此期间总体消费预计会以每年1.6%~3%的速度增长[2]。

转型风险压力点：碳定价。

(1)碳定价途径。政府的减排承诺，必须通过主要排放领域的重点排放机构及设施的强化减排行动来实现。主要途径是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等碳定价措施，将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内部化到企业的成本结构之中，最终通过企业行为的改变推动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低碳转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截至2016年10月，全球已有约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或计划实施碳定价工具，覆盖约70亿吨碳当量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3%。(2)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最引人瞩目的碳定价措施，碳排放权交易是基于“总量与交易”原理的市场化机制，政府确定排放总量上限后，将碳排放权配额分配给重点控排行业的控排主体，并允许它们通过市场交易活动出售多余的配额，或购买不足的配额用于履约。(3)碳风险分析思路。由于物理风险的促发主要基于特定的地理及气象条件，而转型风险的促发则主要来自政府的控排措施及由此带来的合规压力，因此对于企业和金融市场而言，相较于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将成为更为常态化的风险来源，而碳排放权交易等带来的市场化碳定价机制，则是转型风险的主要压力点。在本章的后续部分，我们将主要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碳价压力因素来分析企业及金融市场面临的碳风险。

(二)碳价影响因素综合来看，目前学者们总结的影响碳价的因素[3][4][5]，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大类：

1。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状况。

当经济形势好时，工业、交通、电力等碳密集行业生产需求的提升必然将导致碳排放增加，需求量增加导致碳价上涨。

能源价格。

碳价对于能源市场价格比较敏感，其中碳价与煤炭等化石能源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与清洁能源价格呈正相关关系，化石能源价格越高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动机就越强，排放减少导致碳价走低;反之清洁能源价格上升会降低企业使用清洁能源的动机，排放上升将推高碳价。

碳减排技术。

当碳减排技术不断提高时，企业减排成本将降低进而使碳价下降，因此按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假设，在其他因素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碳价将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2。气候因素

气候变化。

短期气温异常会增加空调及采暖设备的使用，增加碳排放量并推动碳价上涨;降雨则会使水力发电占比增加，暂时拉低碳排放量并降低配额需求，可能引发碳价下跌;气候变化效应不断增强，则会强化政府的控排力度并使碳价维持在高位。

气候谈判。

碳市场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减排协议下的政策产物，因此受供给方政策和国际气候制度的影响很大。

3。政策因素

控排政策。

碳排放标准、控排目标、碳税等控排相关政策，直接决定减排的规模和程度，以及碳市场的运作模式，均会对碳价产生影响。

配额政策。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是影响初始价格的直接因素，免费分配方式下配额的初始价格为零。拍卖分配方式下竞拍产生的价格即为配额的初始价格，配额政策宽松会降低企业的需求，从而使碳价下跌;此外，碳信用存储和借贷政策，也会直接影响碳价。

减排项目数量。

减排项目签发量的提高会降低其二级市场价格，进而拉低碳价。

交易成本。

碳交易的成本越大，会限制碳市场的碳供给，使二级市场碳价上涨。

4。决定碳价的因素

价格本质上是由供求决定的[6]。上述所列的各类因素，无论是经济因素、气候因素还是政策因素，最后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都是供求关系。价格作为供求关系的量化指标，无非是对当前供求关系的反映，或者是对未来供求关系的预期。这也是决定碳价的根本因素。

(三)影响碳价的政策杠杆

碳市场作为人为创设、规制并直接服务于特定减排政策目标的特殊市场，其供求关系较之普通市场要更复杂一些。由于碳排放权配额的供给主要由相关政策决定，因此碳市场的供求关系很大程度上直接受政策杠杆的影响。主要的政策杠杆有两种：一是一级市场的基准线选择;二是二级市场的碳价调控机制。

1。基准线选择

在一级市场上，基准线实际上是在行业发展水平基础上，对行业减排力度的一种度量。在确定控排总量目标之后，行业基准线如何选择，直接决定着控排门槛的高低和尺度的松紧。在免费分配配额的情况下，基准线是决定配额供给最重要的显性尺度;即使在拍卖等有偿分配方式下，基准线仍然是影响配额供给的隐性标尺。作为一级市场的政策杠杆，在行业发展与排放控制两个政策目标的平衡，以及常规减排与强化减排等不同政策力度的拿捏方面，基准线都可以为政府提供改变配额供给进而影响碳价的选择空间。

2。碳价调控机制

碳价调控的必要。在二级市场上，碳价过低或过高都会损害碳定价机制的有效性，甚至出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第一阶段曾经有碳价崩溃等市场失灵的现象。碳价过低无法对企业形成足够的成本压力并促使其真正重视减排，碳价过高则会对企业施加过重的成本压力导致其难以承受。因此，政府有必要确定合适的碳价调控区间，并在碳价波动溢出这个区间后进行必要的干预。

碳价调控手段。碳价调控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二级市场的当前供求关系，使碳价波动回落到合适的区间之内。政府干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碳价过低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委托市场平准基金直接进场买进配额，回收部分流动性;二是在碳价过高时进行配额公开拍卖，将政府预留的配额储备投放市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调控机制的影响。事实上，鉴于政府本身的强大信用，碳价调控机制存在本身就会让市场参与各方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理预期，在未出现系统性风险事件的情况下，往往会使碳价波动自动维持在调控区间之内。北京碳交易试点2013年启动并建立碳价调控机制以来，碳价波动至今从未超过20~150元/吨的调控区间。

二、中国碳定价进展

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启动后，初期覆盖的排放规模即会达到30亿~40亿吨，占目前全球碳市场覆盖的排放规模的一半以上，地位举足轻重，动向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七省市碳交易试点已经成功运行近4年时间，在定价机制方面已经较为成熟，这也为未来中国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中形成公允的定价提供参考。

(一)中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

1.我国碳排放现状

国家碳排放核算。

2013年2月，《中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披露，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二氧化碳排放59郾76亿吨，占比80.03%，其中能源活动排放54.04亿吨，占90.4%[7]。2017年1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披露，2012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为98.93亿吨，其中能源活动排放86.88亿吨，占87.8%[8]。

国际机构关于中国碳排放的研究。

世界银行2016年公布，中国2005年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7.90亿吨，2013年为100.21亿吨[9]。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中国2005年能源消费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为54.31亿吨，2014年为93.77亿吨，比2013年减少1.51%[10]。根据英国石油(BP)的数据，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为61.59亿吨，2016年为91.23亿吨[11]。根据EIA数据，从2014年开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根据BP数据，2015年和2016年中国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