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独特背景和特征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基于对发达国家发展方式的担忧和质疑，深入探讨了关系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1972年，该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人类正在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各种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最终意识到，经济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达国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早期主要依靠国际组织和商业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是“赤道原则”和“社会投资责任原则”。赤道原则由银行机构提出，2003年，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10家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随后，汇丰银行、JP摩根、渣打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宣布接受赤道原则。在赤道原则的起草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关于金融机构和可持续性的科勒维科什俄宣言》(Collevecchio Declaration，以下简称《宣言》)对其产生了基础性影响，特别是《宣言》中金融机构应遵守的六项原则性规定：可持续性、不伤害、负责任、问责度、透明度以及市场和管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发展-污染-治理”的过程。我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超标水源达75%;全国耕地面积的19%以上污染超标;清洁能源只有15%，而发达国家占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多年前，清华大学李宏彬教授等专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指出，长期暴露于污染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平均预期寿命将缩短3年。按照北方地区总悬浮颗粒物的水平，意味着中国北方5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每人失去5年寿命。这项研究表明严重的空气污染会带来巨大的健康成本，制定和实施力度更大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十年前，在关于中国是否加入碳减排问题的讨论中，国内曾有不少人提出了所谓的“阴谋论”观点，认为这是发达国家蓄意将中国纳入到一个限制减排的制度中，增加发展成本、削弱竞争力，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几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雾霾、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的严重性，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疯狂追求GDP，忽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终将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人们越发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链条的断裂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的理念。绿色GDP(可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随之提出。绿色GDP，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体现了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程度。实施绿色GDP核算，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唯GDP论的政绩观，增强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独特特征有那些？

(一)深厚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近一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过度追求GDP，忽视了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产生了环境、资源、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理念相违背。

(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与西方发达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发展绿色金融”。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作为执政党，是第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行动纲领的政党。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国际上几乎没有，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和优势。“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和资源把事情办好。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践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发展绿色金融，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推进，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落地。绿色金融是新生事物，虽然在我国呈现出发展全面提速的良好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探索阶段，发展经验不足，需要选择部分地方进行改革试验，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进而在更大范围推广。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天然禀赋，生态环境、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等情况各异，“一刀切”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不可行。选择存在差异性的地方进行试点，在差异中寻找共性，总结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共性因素，探索共有的发展规律，再在更大范围进行推广符合我国的国情。正是基于上述原因，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省(区)部分地方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开启了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基层实践，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

(四)发展绿色金融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推手，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新动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大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力度，将绿色、低碳经济作为发展新引擎。美国推出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中八分之一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以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减税政策，同时加强对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科研投入和总体部署，希望通过投资绿色行业加大就业。欧盟2009年启动绿色经济发展计划，计划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此计划在成员国推行，其中540亿欧元和280亿欧元用于帮助欧盟各国执行环保法规和研究创新废弃物处理技术，以此推动欧盟绿色就业和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2017年，我国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得到有效控制，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大程度上是由于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效应，其本质是属于政府购买，但却容易给社会造成房地产需求大的假象。如果只是为追求GDP增长而加杠杆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发展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通过绿色转型，破除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而为经济增长汇集新动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深度结构调整阶段，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初见成效。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步伐加快，在此过程中生产和投资越来越向绿色化方向发展。研究表明，绿色投资将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显著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