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成本与收益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实施后，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范畴较之前有所增加，与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料一样，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了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边际成本。这是因为，一方面，获取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费用直接地增加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又增加了经济主体生产活动过程中所需能源价格的上升，这又成了生产成本增加的推动因素。为了应对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挑战，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生产者会在利润导向下将额外增加的成本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体现为将碳排放权交易所产生的边际成本考虑纳入到产品价格的制定体系里。
与此同时，对不同技术层级的经济主体而言，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效应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带来差异化的收益效应。拥有先进技术的经济主体或者享有碳排放权初始分配额度较高的经济主体，能够以碳排放权的稀缺化，与其他经济主体交易并获取可观的收益。一方面，先进技术能够降低经济主体的碳减排总量，从而使得经济主体获取较多数量的碳排放权指标，并通过出售剩余的碳排放权指标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基于产业政策的考量，政府主管部门的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具有差异性，获得了较高额度碳排放权的行业会将剩余的碳排放权指标以市场化的逻辑与其他经济主体进行交易，并获得相应的利润。所以，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效应及其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收益效应表明，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及市场机制能够让经济主体从理性人的角度参与到稀缺的环境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并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决定使用和转让相应额度的碳排放权。
尽管，在短期内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实施后带来了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利用，这大大地降低了气候变暖给企业带来的治污成本，从而在长期内使得经济主体的减排成本趋于降低。可见，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具有跨期性，短期内的成本上升会让经济主体更加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谋求生态收益、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的有机统一，并在长期内有效地促进环境、资源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的节约利用、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利益的增进。
(二)环境效应
在生产主义理念的支配下，以往的经济活动浪费了过多的经济资源、损害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过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行为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由此引发的温室效应大大地损害了人类的生态福利。作为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为经济主体认知和参与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经济激励，使得经济主体更能遵循成本与收益原则，并在这种经济激励指引下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促进了环境容量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一方面，碳排污权交易的经济激励导向激发了经济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能够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构来降低彼此交往时候的不确定性，通过明晰经济行为的边界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以所形成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构成运行良好的经济秩序。与以指令控制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环境治理做法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主地在买入或卖出碳排放权上作出理性的选择。囿于环境治理技术水平的差异，经济主体就会围绕排污权展开交易并获益。一旦排污权交易带来的收益高于环境治理的成本，经济主体就会主动地专注于环境治理技术的研发与采用，并将多余的碳排放权指标用于交易以获得经济利润。正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经济激励导向，使得经济主体更加注重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并着力通过技术改进和应用将富有商品属性的碳排放权广泛地与其他经济主体展开交易，以便释放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资本化收益。
另一方面，碳排污权交易的福利分配效应促进了环境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作为施加在个人最大化运算法则之上的约束，制度的配给交易本质有助于自利的经济主体选择能够产生净收益流的经济行为。［6］对于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主体而言，碳排放权的买卖能够带来自身福利水平的改进。尤其是在环境质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力日趋增强的今天，加大环境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成了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的基本共识。某个经济主体越是能在环境治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占据优势地位，其可用于交易的剩余碳排放权指标就越多，所能产生的利润就越为可观。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就成了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经济主体拓宽利润来源的另一渠道，并且着眼于人类社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未来前景来看，这个渠道更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可见，一旦明确了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在环境治理成本的约束下，碳排污权的稀缺性更为凸显，碳排污权交易的利润更为可观，经济主体研发环境治理技术的积极性更高、采用环境治理技术的主动性更自觉，由此产生的福利分配效应就更具有整体增进性。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不同，所带来的环境治理绩效就会大相径庭。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的直接管制导向的环境政策所带来的局限性，能够从激励相容的视角让经济主体意识到环境治理涉及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并以增进自身福利为导向积极地参与碳排放权交易，从而能够以较低的环境治理成本提高环境质量、并实现稀缺的碳排放权的最优化配置。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更好地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前提下，让发达国家对其以往的环境污染行为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从而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碳排放质量的同时避免碳排放数量陷阱。所以，无论是立足于当前的环境质量状况，还是着眼于未来的环境质量水平，都应该积极地实施和改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以便以最小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谋得最大的生态环境治理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