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能成长密码
谁也不会想到,经历了2015年港股被恶意做空的汉能薄膜发电集团(00566 HK,以下简称汉能薄膜)早已开始复苏。财报数据显示,汉能薄膜在2017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 45亿港元。这已是汉能薄膜自2016年上半年实现扭亏
汉能薄膜运营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2015年业绩报告披露,汉能薄膜设立薄膜太阳能投资公司、产品孵化中心、移动能源事业群、分布式能源事业群、柔性民用事业群、柔性工业应用事业群、汉能装备公司、全球光伏应用集团八个事业部,改变过去的聚焦硅基薄膜的运营思路,着力发展铜铟镓硒、砷化镓等柔性薄膜技术。另外,汉能薄膜还开始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文化。这些措施对汉能薄膜稳住阵脚至关重要。
经过积极的调整,汉能薄膜的经营状况逐渐好转。201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汉能薄膜实现营业收入32.96亿港元,同比增长56%;实现净利润8.21亿港元,扭亏为盈。
汉能薄膜在业绩报告中总结,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该公司持续推行技术领先和市场化的变革,其中包括上游薄膜装备产线制造,下游分布式户用及商用发电、消费电子光伏产品、移动电源产品、光伏电站等在内的业务板块收入大增,因此实现扭亏为盈。
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汉能薄膜上游薄膜发电装备产线交付收入同比增长33%,下游户用及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收入同比增长284%。同时,汉能薄膜推行的市场化销售体系成效显著,2016年上半年上游装备制造业务和下游分布式应用业务的第三方销售额分别达到21.38亿港元、7.11亿港元,占总体营收的86%。
2016年全年业绩报告进一步显示,汉能薄膜该年度共实现营收44.83亿港元,同比增长59%,实现净利润2.52亿港元,实现全年的扭亏为盈。
此时,业界开始认为,汉能薄膜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打了一个“翻身仗”,已经从股价暴跌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具体而言,2016年全年汉能薄膜上游装备制造业务收入上升至29.96亿港元,相比上一年同期19.34亿港元增长了大约55%;下游分布式应用业务也由上一年同期的2.81亿港元增长至12.35亿港元,同比增幅达到340%,为全年业绩反转立下了大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汉能薄膜在光伏应用领域建立的户用系统经销商模式,2016年已发展了1200多家经销商。
2017年中期业绩报告则显示,汉能薄膜发电在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8.54亿港元,实现净利润2.45亿港元,这是自2016年上半年扭亏为盈以来,汉能薄膜连续三期业绩实现盈利。
汉能薄膜在业绩报告中总结,在上游装备制造领域持续实现技术突破,探索了先进薄膜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成功拓展了第三方新客户;下游分布式应用业务在夯实了户用发电业务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大客户业务也取得突破。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汉能薄膜拥有1300多名经销商,其中的900多名为活跃经销商。
“水电传奇”之路
实际上,在汉能薄膜母公司——汉能控股书写“水电传奇”、成功发家的征途中,汉能控股所遭遇的挑战,并不比2015年汉能薄膜港股“惨案”少。
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开始下海经商的李河君,起点是向自己的大学老师借了5万块钱。彼时,中国流行的还是“万元户”,5万元是很大的一笔钱。1994年,由于受到中学同学的邀请,李河君在老家河源第一次考察了水电项目,并且被水电基础设施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固定回报,以及地方政府对能源项目的渴求深深震撼。这埋下李河君“触电生情”的种子,1994年,李河君最终获得广东省河源市一座1500千瓦发电站的控制权,并在同一年创立了汉能控股的前身——华睿集团。
然而1998年,当李河君准备开发粤北东江木京水电站的时候,公司内外出现了一大片反对的声音。
“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现任汉能控股名誉副主席刘兴荣回忆,“当时我被安排过去调研,从电力工业部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河源市供电局局长,都告诉我木京项目根本不能上。”
刘兴荣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正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开始进入调整期,电力市场疲软,火力发电100万千瓦装机以下的全部停工,水电站的发电量也只有装机总量的60%,剩下的电没人要。二是河源市当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人均用电一年才400多度。
但李河君认为,当时深圳一年的人均用电量已经超过3000多度,发达国家人均水平已经达到4500度左右,未来中国人均用电量激增是大势所趋,若等到用电量激增才想到建水电站,就轮不到汉能控股了。另外,当时国家支持小水电建设,广东省也下文,农村小水电5万千瓦装机容量以下的项目,可申请50%的广东电力基建贷款,资金问题很容易解决。3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粤北东江木京水电站,就这样在被汉能拿下,2000年开始建设,2002年实现并网发电。
相比之下,拿下金沙江中游6座百万级千瓦水电站,需要更大的决策勇气。2002年,中国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开展“光彩事业”,组织民营企业家到云南考察、投资。就在这次考察的过程中,李河君来到金安桥附近一个小乡村,衣衫褴褛的当地人告诉他,政府要在这里建水电站,然而“说了几十年,还没见到影子”。
“在金沙江中游水电站的库(坝)区,老乡都住在两岸的高山上,山高坡陡,耕地资源紧缺,没有水力设施,农业粗放,靠天吃饭,交通不便,他们都属于是国家扶贫搬迁的对象。”站在李河君旁边的云南省丽江市原水利局局长树发青补充道,“几代人都盼着建水电站,好搬到水资源充足、光热和交通条件更好的坪坝地区生产、生活。”
云南之行以后,李河君下定了在金沙江做水电的决心。但到2002年年底,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一下子出现了全国性的五大发电企业集团,在自负盈亏的改革基调下,“五大发电”开始在全国各地争抢电力项目,李河君刚刚拿下的金沙江6座规划中的水电站,也成为“五大发电”竞相争抢的资源。原本答应由他建设的大部分水电站,后来被划给了“五大发电”。几经博弈后,国家相关部门最终答应将6座水电站中的一座——也就是金安桥水电站交给了他,但还设置了前置条件:公司的实力必须能够经得起大型工程的考验。
而考验的第一关就是能否在2005年年内完成金安桥水电站的截流工程。刘兴荣清楚地记得,2005年3月13日,华睿集团(汉能控股前身)全体高管在金安桥召开紧急动员会,李河君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金安桥年内截流工程关系到集团今后的整体战略能否如期推进。年内必须截流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任何退路。”
“我那时候已经65岁了,虽然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我也是天生喜欢挑战,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浑身都是劲儿。”刘兴荣说,华睿集团当时向云南省政府做出了承诺,必须确保在2005年年底之前实现大坝截流,否则金安桥水电站也可能被“五大发电”截和。如果那样的话,也意味着前期已经投入的40多亿元将最终“打水漂”。
此后,金安桥水电站的大坝截流,一直在与时间赛跑。但那一年的金沙江,汛期特别狂暴。刘兴荣清楚地记得,2005年8月5日至15日,丽江地区连下10天暴雨,金安桥水电站上游的水位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位,金安桥水电站的导流洞的洪水设计标准是十年一遇,因此导流洞及围堰面临严峻考验,一旦导流洞或者围堰被冲垮,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整个工程的工期至少要推迟一年。
刘兴荣介绍,经过20多个参建单位的全力抗洪抢险,最终导流洞和围堰都没有出现问题,为金安桥水电站在2005年的大坝截流打下了基础,李河君最终也保住了这个大型水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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