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40年 | 中国水电从追赶到引领的嬗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水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从数据上看：我国水电装机从1977年的1576.5万千瓦、发电量476.5亿千瓦时，增长到1987年的装机3019.3万千瓦、发电量1002.3亿千瓦时;又一个10年之后，到1997年我国水电装机达到5972.6万千瓦、发电量1945.6亿千瓦时;第三个十年后的2007年底我国水电装机1.48亿千瓦、发电量4714亿千瓦时;最后到40年后2017年底我国的水电总装机达到3.4亿千瓦、发电量11898亿千瓦时。

我国水电这种连续40年的高速增长，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绝无仅有。截至2017年底，全球的水电总装机也只有12.67亿千瓦，其中含抽水蓄能1.53亿千瓦，水电发电总量4.185万亿千瓦时。从这些数字可见，我国的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均超过了全球的1/4，分别占到了全球总量的27%和28%。

40年来我国水电取得这样突出的成果，当然少不了改革开放的功劳。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水电的发展史，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改革开放的作用，的确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最重要的还是生产力。什么是水电的生产力呢?我们知道生产力的三要素是人、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在这三要素中，人和生产工具都是发展的、可变的，只有劳动对象是相对客观的。我国水电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也正是我国水电的资源优势，客观决定了我国水电引领世界一定是历史的必然。

电力体制改革推进了我国水电的跨越式大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水电，多数学者倾向于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拨乱反正、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3年);第二阶段：深化改革，调整巩固时期(1994～2003年);第三阶段：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后的时期(2003年至今)。本文的重点将探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后(2003～2017年)的水电发展变化。

2002年启动、2003年正式开始的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极大调动了社会各界电源建设的积极性。改革后每一个新组建的电力公司，都像原来的国家电力公司一样，开始致力于投资电力的建设。这就使得全国电力建设的规模和能力增加了几倍。加之电力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引进竞争机制，为此，国家也鼓励各个新组建的电力公司在加速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展竞争。因此，我国电源建设的速度自电力体制改革后明显加快。由于各个电力公司所开发的发电项目，只需要准备20%的资本金，余下的80%都可以从银行贷款解决，因此，长期制约我国电力发展的投资难的问题，从电力体制改革实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国电力发展步入快车道，水电建设自然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水电装机和发电量的年增速来看，基本上可以看出：前20年大约每10年翻一番(年平均增速约为8.5%)。后20年，每10年的增速在150%左右(年平均增速约为11%)。如果再注意到我国2002年的水电装机8607万千瓦、发电量2745亿千瓦时这一数值的话，就会发现，我国水电的更高速的增长，基本上是从2003年电力体制改革后开始的。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水电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完美嬗变，那么前两个阶段是“追赶世界的水电”，第三个阶段就应该是“引领世界的水电”了。

进一步分析来看，电力体制改革之所以能促进我国水电的大发展，主要是由我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2003年电力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国的电力市场还没有走出经济短缺的阶段。由于我国的水能资源相对丰富，水电的资源和市场都不成问题，当时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就是投资和建设。而电力体制改革引进竞争机制主要解决的就是投资和建设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的反作用，与此同时，电力体制改革后我国水电的快速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水能资源潜力的绝对优势奠定了我国水电的国际地位

由于青藏高原的存在，我国的地形坡降陡，河流落差也普遍很大。因此，同样的河流、同样的水量，在我国往往比其他国家多获得数倍的水能资源。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开发利用好我国的水能资源，国家组织过数次资源普查，使得我国的水能资源量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1977年4月至1980年10月，我国水电工作者用了3年多时间，再次对全国水能资源进行了普查，并取得了新的成果：水能理论蕴藏量为6.8亿千瓦，比20世纪50年代普查结果超出约1亿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的装机容量为3.7亿千瓦，年发电量为1.9万亿千瓦时。在此基础上的2003年我国再次组织了为期3年的水能资源的普查， 2006年所公布的普查结果是，可开发的水电年发电量提高到了2.47万亿千瓦时。在2003年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最近几年，通过对我国雅鲁藏布江和农村小水电资源的普查，水能资源总量又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根据我国“十三五”水电发展规划披露，目前我国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量已达到3万亿千瓦时/年。“十三五”规划还特别强调，这只是截至目前资源普查所得到的数据，今后随着对江河资源普查的深入，我国的水能资源潜力还会进一步提高。

目前，不少社会舆论认为我国的水能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太多可开发的资源了，甚至包括一些业内人士，也不乏有这种看法。但实际上，(按照国际社会水电开发程度的平均水平估算)我国的水能开发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上升空间。之所以社会上会产生“我国水电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的看法，笔者认为是因为我国以前所引用的可装机容量的概念带来的误导。实际上，国际社会在表示水能资源潜力的时候，很少采用可装机容量这个指标，一般只用年发电量来表述。因为，可装机容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以年发电量为基础，考虑了一定的运行小时数之后，折算出来的。但是，由于(具有大水库的)大型水电站往往有很好的可调节性，为了让它在电网中发挥更好的调峰作用，所以常常都会增大装机，这样在电网负荷尖锋出现的时候，水电站就能增加出力，在电网低谷的时候，水电机组可以部分或者完全关闭，配合电网满足电力负荷变动的需求。

例如，根据以往水能资源普查公布的数据，我国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是847亿千瓦时，可装机容量是1600万千瓦。但是，为了有利于电网的调峰和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我国三峡开工后的实际装机达到了2250万千瓦，比资源普查的数据高出了39%。这也许就是国外普遍不愿意以可装机容量计算水电资源的原因所在。所以，要准确理解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度，我们一定要习惯用年发电量来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我国水电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什么水电可开发的误判。我国颁布的“十三五”水电发展规划，已经在表述上体现出这一变化。规划只说明了我国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3万亿千瓦时/年，没有再公布折算后相应的可装机容量是多少。

我国水电设计、建设、制造水平全面引领世界

近年来，我国水电装机的持续高速增长，其实也是我国水电的设计、建设、制造水平全面提高的一种体现。由于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幅度落后于发达国家，解放以后虽然略有好转，但一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水电技术基本上还是以学习、模仿、跟随国外为主。然而，由于我国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我国水电开发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因而，我国水电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我国改革开放大规模的启动水电建设的时候起，我国的水电就开始了向世界水电制高点的挑战和攀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建造的乌江渡水电站，是全球第一座建在喀斯特熔岩地区的大型水电站。此前，如何保证在喀斯特熔岩地区建造的大型水库不出现渗漏是世界坝工界公认的难题。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乌江渡水电站的成功建成、蓄水，突破了喀斯特地区水电建设的禁区，第一次让全球的坝工界看到来自中国水电建设创新的亮点。也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水电实现了从学习、追赶到创新、超越的第一次尝试。随后，我国黄河上的龙头水电站——龙羊峡水库建设所遭遇到的库岸滑坡稳定的问题等，又成为当时国际水电工程界关注的焦点。

上个世纪后期，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坝工界先后推出了面板堆石坝、碾压混凝土坝等新型的筑坝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发明在国外，但是由于我国在建的水电工程项目众多，所以新坝型的大量实践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因此，随后的很多新、老坝型的世界纪录，都先后被中国的水电建设所刷新。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拱坝是我国锦屏一级水电站的305米高的双曲拱坝，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是我国233米的水布垭水电站大坝，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大坝是我国216米高的龙滩大坝。我国正在建设的双江口堆石坝高度将达到312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的大坝。建设这些世界之最的特高大坝，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撑，例如，与高坝工程密切相关的高边坡稳定技术、地下工程施工技术、长隧洞施工技术、泄洪消能技术，以及高坝抗震技术等。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各项技术均已引领世界。

在水力发电机组制造方面，目前，不仅世界上单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绝大部分都安装在我国，而且，我国还拥有单机容量达到80万千瓦和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我国大型水电机组的制造技术成为全球第一。我国水电大机组制造，走的是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道路。

引进再创新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引进再创新，还是完全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都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国家间对立矛盾的影响，从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引进再创新才是正常的创新途径。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任何伟大的进步，从来也都是在博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众长、相互交融的基础上获得的。当然在历史上由于地理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国家和民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技术壁垒，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平行地进行自主创新，共同推进某一方面科技进步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现代社会国家之间不仅应该提倡引进再创新，而且还应该鼓励协同创新(如目前国际社会共同开展核聚变研究的合作)。在商业领域内，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很多先进的技术，都是在早期引进的基础上再创新的结果。我国的发展当然也应该首选引进再创新。三峡工程的建设，也为我国水电机组制造，实现引进再创新提供了大好时机。当时，三峡其中一个工程的单机70万千瓦水电机组，超过了全世界已经运行的同类机组的总数。利用这一市场契机，我们要求参与竞标的国外制造厂商必须与国内厂商合作，并且要在生产过程中实施技术(有偿)转让。国外的厂商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条款，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未来的水电大机组市场基本上都在中国。即使不肯转让技术，中国也一定会通过自主创新，来解决大机组制造的问题。实施引进、再创新，可能会让中国少花一些钱、省一些时间，但外商自己在经济上也能有所收获，绝对是一种“双赢”。因此，不止一家国外机组制造厂商参与了三峡大机组的招标和制造，并如期转让了技术。转让技术后，不仅我国的机组制造水平提高了，这些厂商也都在我国建立起了相应的合资企业，至今他们还活跃在国际水电市场上。

无论是水电还是高铁，我国都有自主创新的部分。例如，与水电开发配套的特高压输电，尽管国外当时已经有实验线路，但是我国还是通过完全的自主创新解决了科技上的一系列难题。高铁工程建设中极为重要的桥梁建设，也是我国依靠自主创新逐步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现在，连美国的旧金山大桥都要求中国来建设。

总之，由于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技术创新总是阻挡不住的。我国水电、高铁的技术进步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大量的工程实践。为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不管是通过引进再创新，还是自主创新，都不可能阻挡我国在这些领域走上世界的巅峰。必须强调的是，进行有偿的技术转让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重要的内容，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其结果无论对交易的双方还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都是十分有利的。例如，今天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先进的水电、高铁等技术正在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其中当然也有当年技术引进、转让各方的一份功劳。

电力体制改革后的水电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电力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水电建设投资难的困境，使得我国的水电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的2004年，我国的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就先后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成为第一。今天，无论是我国水电的装机、还是发电量，都超过排在世界第二国家的3倍以上。然而，电力体制改革在给水电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市场化的开发水电方式，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水电开发过程中协调各种利益的难度陡增。电力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曾被国内外的反水坝、反水电势力所利用。以前，一旦出现攻击诬蔑我国水电建设的言论，电力部或者国家电力公司都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各种谣言很难形成气候。但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由于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即便谁遭遇到了误解、甚至是诬蔑，每个独立的企业很难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以致于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代表国家去开发水电的电力央企，常常被一些环保组织诬蔑为“跑马圈水”的黑心开发商。

总之，相对于国际社会关于水电发展的争论，我国有一个滞后期。当国际上的反水坝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国内的声音还很少。那时我国建设水电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特别是三峡工程的上马和成功建成，让国际上很多反水坝、反水电的谣言不攻自破。当国际社会的主流已经开始反思并澄清极端环保组织对水电的种种诬蔑之词之后，国内的一些炒作反水坝问题的极端环保组织却已经在国外势力的资助下活跃起来了，并且对我国水电的发展构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我国大批的水电项目开发曾因伪环保一度遇阻

2003年，个别环保官员利用职权召集了一批反水坝的学者召开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了一系列有关怒江的谣言。如，他们把上游早已经建造了水电站的怒江，宣传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他们完全无视怒江几十万人生存，砍伐林木、陡坡耕种，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河谷地带生态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欺骗宣传说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条生态江。某媒体的一篇“为子孙后代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不实报道，几乎欺骗和误导了整个社会，有人还以这些谎言为依据上书全国人大，甚至写信给联合国，要求制止怒江水电开发。

瀑布沟的移民冲突，也是舆论被误导之后导致群众情绪失控的典型案例。在众多的挑拨公众情绪的谎言中，某中央媒体发表文章说《用十几年前的标准拆迁，汉源移民巨额损失》，故意把1992年颁发的移民补偿条列，说成是用1992年的标准拆迁。其实文件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要用拆迁前三年的平均值计算补偿。但是，媒体的这种欺骗性的误导宣传对移民的情绪挑拨性极大，当时愤怒的移民几乎是人手一份这张报纸，以致于瀑布沟曾爆发了我国水库移民历史上最严重的暴力冲突。

尤其可悲的是，一些环保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影响环保官员，使不少环保官员对我国的水电开发形成了严重的偏见。例如，“十一五”期间就曾有环保官员公开对媒体表示说“水电的污染破坏比火电还严重”。因为火电的污染是可以治理的，而水电的生态破坏是不可逆的。本来是最典型的妖魔化水电的谬论，却居然被我国的环保官员接受且公开宣传，并用来指导我国的环境评价和污染治理。其后果的严重性我们可想而知。其实，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对煤电的环保要求还只是脱硫，不需考虑脱硝。而这种氮氧化物污染极其严重的煤电，却被环保部门当作比水电还要清洁的能源大力推崇。结果是，我国煤电超常规的高速发展。

受这种妖魔化水电偏见的影响，在“十一五”的中期，我国几乎所有的水电项目都不能正常地通过环境评价，很多大型水电项目在拿到开工路条之后，被搁置了数年之久。例如，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小湾拱坝几乎都要封顶了，但因为环评问题小湾水电站的核准还没有通过。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电”的环评风暴，让妖魔化水电的误导宣传达到了顶峰。我们知道“未批先建、跑马圈水、过度开发”是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电的主要理由。然而，“未批先建”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我国2004年投资体制改革后推行的项目管理程序，“无须批准、只需核准”是我们的现行政策。况且，开发金沙江是“十一五”规划中关于水电建设的首项任务。而且金沙江所有的水电项目又都是在拿到国家的开工路条后，又毫无理由地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环评和核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未批先建”，而是典型的“先建未批”。“先建”本来是合法的(因为有开工路条)，“未批”则是因为环保部门对水电抱有偏见。

再看当时所谓“开发过度”的指责，金沙江所规划的电站在2009年时还没有建成。开发程度还是零，怎么就已经产生过度了呢?总之，这些明显的违反基本事实、违反逻辑的妖魔化水电的论调，由于被反复炒作，似乎成了当时的真理，在不同程度上误导了社会舆论、蒙骗了公众，也一度影响了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决策，使得我国“十一五”中期的水电建设几乎停滞。

叫停金沙江后，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才发现“先建未批”的原因是环保部门对相关企业报上来的环评报告置之不理，一搁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安全度汛，要求企业必须截流施工，保障安全。企业受夹板气，“先建未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发现问题的结症后，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曾联合发文，明确要求今后环评报告必须在2个月内予以批复。然而，不解决对水电的偏见，这种程序性的要求只是治标不治本。以前，水电企业遭遇的是环评审批难，新文件出台之后，变成了环评申报难。如果不是环保部门通知你来报送环评材料，基本上所报送的环评材料都是被拒收。

“物极必反、拨乱反正”带来中国水电的黄金发展期

当时由于我国的水电发展受阻，几大国有电力企业的竞争都不得不集中在火电上，导致我国的火电比重增速过快，能源结构严重恶化。由此也不免让国家的能源发展陷入严重的困境。2008年前后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矿难频发、煤电矛盾突出。在国际上，我国由于排放了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温室气体，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遭遇到全球的批评。以前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局限，我国水电的建设虽然进展缓慢，但是能源消耗的量毕竟还不太大，这种由于整体经济能力不足，无能力开发利用水电的情况在全世界非常普遍。由于我国的水电在经济发展的腾飞时期严重受阻，所以我国水电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不得不以过量煤炭消耗来填补，造成了过量的碳排放。在全球国家都积极致力于减排的时候，我国却以每年两三亿吨绝对增量，不断刷新着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新纪录。大量的煤炭开采和燃烧不仅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矛盾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尖锐得多。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让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深切地感觉到水电缺位的中国能源发展之困境。回国之后，立刻布置中宣部、国资委和国家能源局加强水电的正面宣传。同时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减排需要，缓解国际压力，我国也向全世界作出承诺，要在2020年把单位GDP能耗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到15%。此后，在2010年借着纪念我国水电建设100周年之际，由政府出面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击妖魔化水电的正面宣传。至此，叫停金沙江水电的荒唐和严峻的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终于让我们认识到：我国水电被妖魔化的倾向不纠正，中国的能源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此后，我国水电发展迎来宝贵的黄金期，包括小湾和被叫停的金沙江水电站在内的一大批“十一五”期间被搁置的水电项目，在2010年下半年陆续都获得了核准。我国水电建设者们也不负众望地作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成绩，完美地实现了我国水电从追赶到超越，最后到引领世界水电的嬗变。

今天，我国的水电发展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无论从规模、成就，还是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制造水平，都已经是世界领先。一般人可能想不到，中国水电领先世界的程度其实远超我们经常宣传的高铁、核电等行业。我国的高铁、核电虽然已经很先进，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竞争对手的。例如，日本的新干线、德国的磁悬浮;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的核电技术。但是，唯有在水利水电领域的国际招标中，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是中国的企业。

新常态下我国水电的机遇与挑战

已经处在世界巅峰的中国水电，接下来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由于电力市场的增速急剧放缓，电力产能过剩，一些地方为了保护地方火电，对接受外来的水电普遍不积极。因此，从我国煤价低迷的2014年起，我国一些地区的水电就出现了严重弃水，而且逐年加剧。严重的弃水损失使得一些水电企业的效益大幅下降，加上对电力市场的担心，企业投资新水电站的积极性也急速降低。因此，近年来，我国水电投资大幅下降。

严重弃水的问题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水电弃水和煤电去产能的任务。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对此也非常重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17年10月专门出台了解决水电弃水问题的1830号文件。到目前为止，尽管文件执行起来还并不十分顺利，但至少表明国家对水电发展的支持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我国水电发展的最大机遇，一方面在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在于能源革命。在工业化之前，人们还没有能力大规模开采煤炭、石油。因此，人类活动对地球碳循环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但当我们学会了开采利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之后，大量的化石能源被燃烧，不断排放出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使得原来沉积在地下的碳元素，大量的被释放到空气中去。这必然会导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急剧升高，带来的温室效应最终可能会产生冰山融化、海水上涨、淹没大陆、气候环境变化异常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过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当前人类社会最大的生态难题。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能源革命的大趋势已经难以改变。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各国代表承诺了自主减排基础上的《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地球的温升要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内，因此，要求各国争取在本世纪下半叶(2050年后)，就达到净零碳排放。何为碳排放为零?怎么样做到碳排放为零呢?其实就是要求碳源等于碳汇，也就是基本不再使用化石能源。不使用化石能源，人类的能源靠什么?当前，比较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依靠可再生能源。

工业化以来，全球水电的开发应用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功臣。目前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已经进入大规模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阶段。国外各种媒体所宣传的可再生能源，也大都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但事实上由于受到技术水平和能量密度的局限，水电仍然是当前最有效率、最起作用的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领域内，目前全球可以利用的其他所有形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量的总和，恐怕还与水电的减排作用相差很多。在众多的可再生能源中，水能不仅是目前唯一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而且在改善电网的调节性和经济回报方面，将会对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应用起到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除此之外，水电家族中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是目前最有效的电网调峰、调节手段。同时也是大规模的风、光等间歇性和波动性大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的重要保障。

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测，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那么2050年的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至少要占80%以上。相应的在电力构成中，应该达到100%的非化石能源发电。最近，欧洲、美国的一些能源研究机构，根据世界各国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水平，明确指出只要我国转型的方向正确，在2050年全球实现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供电，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完全可行的。

目前，百分之百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很多国家已经成功进行了尝试。水电资源非常丰富的挪威，几乎一直都是由水电满足99%以上的供电。在非水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是葡萄牙，2018年3月实现了全月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供电。其中，葡萄牙的水电和风电分别满足了当月电力消费的55%和42%。可见，水电在实现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供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要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因为他想要废除美国限制煤电发展的《清洁电力法案》。他非常清楚，如果美国2050年还不能彻底告别煤电，《巴黎协定》是不可能履行的。前不久，美国特朗普访问了挪威之后，由于看到了挪威水电所发挥出的作用，特朗普又透露说美国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开发水电，考虑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确，一个国家的水电发展水平，确实是衡量其能否落实《巴黎协定》的最重要标志。

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水电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大量的曲折，但毕竟成绩斐然、令人瞩目，并且今天已经成功站上了世界的巅峰。放眼未来，我国水电发展的前景依然非常广阔。一方面，我国水电还有超过60%的开发潜力等待我们去挖掘;另一方面，能否实现我国的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以及兑现我国《巴黎协定》的承诺，都要取决于我国水电的发展。目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全球的《巴黎协定》能否实现，主要看中国，而中国的承诺能否兑现，主要看我国的水电发展。

总之，未来我国的水电依然是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同在。然而，作为我国的水电工作者，无论是回眸历史，还是展望未来，我们依然会倍感荣幸、自豪。因为，水电事业的发展兴衰，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作者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