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亿吨煤炭没了 人怎么办？

而对于另一个煤炭去产能就业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黑龙江省来说，在2016年初出现过群体性事件，此后在省政府大力支持下，把煤炭行业人员转岗到农垦、森工、市政等单位，通过政府的力量把煤炭行业职工转到其他行业的一些岗位上，而这样的举措在各省份中也仅此一家。通过政府的兜底机制，目前黑龙江省的就业安置呈现处向好的趋势。

除了对目前全国各省的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在报告中，公正转型被着重提到。虽然在字面上与就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它是专用于就业和劳动力领域公正性问题的一个概念。

怎样实现煤炭的公正转型?核心问题是把相关工人群体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培养替代产业恢复经济活力，避免出现闲置成本和金融风险，政策协调，为转型提供合理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煤炭工人，产煤地区，煤炭企业，政府，要针对这些主要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有各自的制度安排。

其他国家的煤炭转型也有许多经验可循。“我们查阅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报告，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波兰等等，把这些国家对于工人群体、地区、企业、消费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张莹表示。

对于从业工人必须建立全方位公正转型的政策体系，对于陷入困境的企业，国际上大部分是市场机制为主，政府援助为辅。对于主要受影响的煤产地，要加大政策扶持，帮助寻找新的替代产业，尤为重要的是做到政策和执行机制创新。例如德国，其设立了一个暂时性的第三方机制帮助各利益相关方推动政策执行。

总结整个报告，张莹从产业、财政、社会保障、煤矿失业职工创业优惠、技能培训五个方面给出了政策上的建议。

产业政策上，在煤炭之外，积极培育替代产业，帮助吸纳淘汰下来的工人;在煤炭行业本身，应加大挖潜力度，延伸产业链，最大程度地减少失业工人。

财政政策上，加大公共投资中促进就业的投资比重，主要针对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山西、黑龙江等地区，要实施更为积极的公共工程投资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直接就业岗位;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特别是对煤炭相关的税费进行减免，扶持这些企业的发展;通过小额贷款优惠支持以及其他的财政补贴，帮助下岗工人自主创业。

社会保障政策上，失业严重的地区要增强社会保障的弹性，可以适当进行制度的创新，加大失业保险再就业功能，并把社会保障的重点集中在医疗、养老、失业三项社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上;建立信息平台，积极了解和追踪本地区可能受到影响的工人总量情况;把就业需求、就业技能要求的信息第一时间反馈到受影响的矿工群体;建立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政策。

煤矿失业职工创业优惠政策上，要提供小额担保贴息贷款，场地租赁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首次创业补贴，创造再就业岗位奖励。

技能培训政策上，要在工人工作时期内，常态化的培训新的技能，并建立长效机制。

>>>> 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高级政策专家王东

对于因煤炭去产能而造成的失业，在介绍这些失业人员去做家政，或者物业类的保洁，劳务派遣等方面的工作时，其本身的意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面可能有认为自己年龄偏大，对于学习新技能没有信心，以及由国企转向民企心态等方面的原因。

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比如说传帮带，在某个地方用比较好的激励条件，把有一定意愿的人通过一定的形式先聚集到一起培训，让他们尝试1-3个月的短期培训，再请他们回去把自己的经验讲给同事和乡亲，这样是一种更加有形的方法。

此外，在培训时尽量给同一个地方来做同一个工种的人自由权，让他们在培训期间不仅学习到新的诸如保安、保洁、月嫂等新技能，也让他们在培训过程中感知和体会不同地方的生活。

但是，在目前的技能培训中，机制上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理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一种情况是，市场端有需求，没有供给，企业从市场端出发愿意做免费的培训。另一种情况则是，不是市场端有需求，怎样把人员引到别的行业?政府、中介企业、行业协会该起多大作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除此之外，对于下岗的人员，尽管有进入其他行业的意愿，但行业之间还存在一些壁垒，相关的就业信息难以有效传递，也就是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

尽管目前很多就业安置都是暂时性的，但反过来看，对于个体来讲相对不安稳，在宏观则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人员可以在某些地方做一些比较基础性、短期性的工作，借着这个机会继续接受政府的其他培训，逐渐适应后面的就业。

2017年，我们和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网信办在互联网大会期间做了一个关于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带来新就业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统计的结果显示，共享经济在2016年带来了6000万人的新增就业服务，1500万是相对比较正式的、灵活的就业机会，据估算有14%，也就是238万人是吸纳了这些退出产能行业的人员。

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它逐渐解决了我们向绿色经济转型所遇到的问题，通过现在爆发的互联网经济进行就业的替代，这是很好的过程。

在我们所做的全球职业梳理中，列举了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发展等最有可能被替代的20个工种，以及20个相对最稳定的工种。

原来我们认为劳动密集型的职业最容易被替代，但从现在的发展来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还需要一定的硬件投入，反倒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像数据处理、信息收集、销售类客户衔接是目前被互联网最先替代。有些劳动职业，比如养老护理、月嫂，仍然很难替代的，这些也是给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可以暂时先解决由于去产能而带来的就业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冯永晟

我们对公正性的理解还是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国内大的背景是经济发展总的转型阶段，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们为什么谈公正性?因为转型有成本，这个成本直接影响某些群体，且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承受社会转型的能力十分有限。

我们现在考虑到这个弱势群体不要成为社会成本直接承担者，或者使其具有承担成本的能力。一些政策手段可能主要是考虑将成本分摊到工人、企业、政府几个主体，但结合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国情，我们需要考虑的不应该只是简单几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企业之间的协调。更应该强调一点：不仅是企业之间，还有地区之间，央地之间。

近几年我们能源行业领域进行了大的资产重组，最著名的莫过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在整个煤炭行业、发电行业都经历过一段比较难过的日子，但是来自煤炭和发电领域两家企业资产重组后日子反而可以很好过。

此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对政策敏感，所以中央资产涉及到煤炭产能过剩问题时，能够提前做出调整，而地方煤炭企业在政策敏感性上相对落后一些，面临的现实困难就大一些。所以，从公正性角度来讲，我们要跳出原来简单的社会主体的视角，要有更契合中国的现实的视角，有企业之间，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视角。

我们首先要改变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涉及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用工方式的改革，但这是一个长期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短期方面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我认为在就业再培训上存在一些问题，就业再培训最大的受益者是再培训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实际产出的社会效应非常低。

我们现在有庞大的大学群体，也有逐步壮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教育体系通过某种资质认证，或者赋予再培训的职能，进行正规的职业学校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