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的能源产业发展轨迹

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撑经济快速发展、拉动就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能源效率得到极大提升，能源结构得到有效改善

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的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总量排名世界第一，成为全球能源市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地区之一。如图1所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准煤提升到2016年的436000万吨标准煤。能源生产总量从1978年的62770万吨标准煤提升到2016年的346000万吨标准煤。在大力提高能效政策的刺激下，单位GDP能耗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15.53下降到0.59。鉴于煤多、缺油、少气的实际情况，我国坚决缩减煤炭产业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加速能源结构优化。经过40年发展，能源结构得到有效改善，煤炭占比从1978年的70.7%下降到2016年的62%，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占比从3.4%上升到2016年的13.3%。能源效率的提升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对于提高节能减排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可再生能源政策得到逐步完善，可再生能源得到有效发展

为了应对环境危机，各国均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任务。我国一向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相关激励政策逐步推广，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主要表现在：一是逐步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制度和补贴制度。我国对可再生能源实行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每年的补贴额高达1000亿元。二是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风电装机容量和太阳能光伏电池投资规模均居世界首位。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占全世界的1/3，占发展中国家总投资额的2/3。三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较高水平。就总量而言，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234.6太瓦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太阳能发电量29.1太瓦时，风力发电量158.4太瓦时，均居世界第二位。可再生能源利用范围逐步从发电行业扩展到供热、交通等领域，并进行区域试点。四是可再生能源技术逐渐成熟。在大型水电站设计方面已经具有成熟的技术水平，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在逐年下降。

(三)能源贸易渠道多元化，能源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和居民能源需求已经进入电气化时代，石油和天然气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我国能源供给“富煤、缺油、少气”的国情导致了两大重要战略物资——石油和天然气的供给一直依赖国际市场。数据显示，2017年石油对外依赖度高达67%以上，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也高达34%。石油、天然气严重依赖国外进口这一事实构成了我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危险。为此，我国积极拓展国际能源贸易多元渠道，保证能源供给安全。经过多方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国际能源贸易合作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石油方面，除了扩大国内供给外，还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合作范围涉及26个国家、31个项目，已经构建起相对多元化的进口渠道，石油进口来源不仅来自中东地区，还与非洲地区、欧洲地区及西半球等建立了石油合作与贸易机制。这种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抵销了一元化可能引致的能源安全潜在风险，有效地保障了我国的石油供给安全。二是在天然气方面，国内已经建成陕京管线、北部湾海域至香港管线、新疆到上海的西气东输管线等跨区域管网布局。与此同时，我国也将目光转向国际天然气卖家：2006年澳大利亚海气登陆深圳，2010年哈萨克斯坦陆气进入新疆，2014年与俄罗斯签订天然气贸易大单，2017年中美LNG项目开启了中美天然气贸易的序幕。这种多通道供应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天然气供给的安全。

总之，我国能源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电力行业、油气行业还未建立完全的市场机制;传统煤炭占比依然较高，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各地“弃风弃光”现象严重，新能源产业表现出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宗教冲突等给国际能源贸易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对我国能源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取向

(一)由高碳路径锁定向低碳路径锁定转变

我国经济长期依赖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导致高碳基础设施在正常运营周期内锁定了大量碳排放，这种路径依赖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推动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导致碳锁定[5-6]。由于碳基技术体制的演化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等特征，因而长期主导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导致低碳技术扩散受阻[7]。高碳路径依赖与我国能源结构、现有能源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因此打破原有的高碳路径锁定，实现高碳路径的解构与低碳路径的重构，促进我国经济低碳化、绿色化发展十分必要，这就需要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解锁”。

为实现高碳路径锁定向低碳路径锁定转变，未来能源政策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大新节能技术研发。继续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以及煤炭清洁化技术，对储能技术、石墨烯等新材料发明给予重点支持，鼓励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多方参与的研发体系。二是从制度上保障能源高效利用和新技术有效扩散。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政府产业政策支持能源效率高的行业或企业;对于新能源技术研发公司在初始阶段给予政策支持，政府主动协助相关技术企业进行市场渠道拓展，缩短优秀成果产业化过程。三是明确参与主体的功能定位，理顺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参与企业、电网公司、地方政府和用电主体，制定动态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参与主体消纳清洁能源的积极性。四是建设全民节能的社会体系。对酒店、企事业单位、大型场所进行节能工程改造，对能源过度浪费现象加强监管并制定惩罚措施。对居民用电行为进行节能教育宣传，反对家庭电能浪费，鼓励居民安装清洁能源设施，最终形成全民节能的社会体系。

(二)由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世界各国均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新的能源战略目标[8-9]。经过40年的发展和普及，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世界首位。无论是陆上风电还是太阳能光伏发电，都已经在全国有条件的区域遍地开花。未来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量部分主要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因此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规模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随着我国电气化时代的到来，化石能源将逐渐被可再生能源取代，火力发电将成为电力系统的调峰用电。

为实现由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采取多种途径推动优质能源替代民用散煤，大力推广煤改气、煤改电工程。继续加大煤炭清洁高效的利用技术研发。二是优化区域层面的电力配置。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匀，供给方和需求方在空间区域上不匹配、不协调。应该从全局视角统一调配不同区域和不同能源品种的需求和供应。针对远距离跨区域电网传输的电损率过高的问题，对电网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建设全局特高压电网设施。三是以电动汽车为抓手，助推能源转型。电动汽车未来将逐渐替代传统汽车，我国要抓住历史机遇，制定合理的电动汽车推广计划，加大电动汽车技术研发，在原有加油站和加气站布局基础上建立便利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充电桩设施。四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化改革。改变可再生能源依靠政府“输血”的局面，建设可再生能源内在动力发展机制，对可再生能源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能源品种实施价格类和数量类组合政策，发挥政策的组合效应。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与碳市场交易机制有效衔接，建立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惩罚和激励制度。

(三)由传统能源技术向智慧能源技术转变

地理位置分散、生产规模小、能量随机性和波动性较大等特点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发挥。通过互联网技术将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能源收集设备有效联结起来，组成全局“能源互联网”，能够改变传统的用能依赖和消费模式，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压力。“互联网+”智慧能源将互联网思维渗透到传统能源行业，能实现能源消费者、能源管理者、能源供应者、能源服务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与能源有关的商业模式、研发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等都将面临重构甚至颠覆。为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我国已经明确提出“互联网+智慧能源”的发展路线图，即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

为实现由传统能源技术向智慧能源技术转变，未来相关政策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大能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建设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相关的能源供给、监测、调度、需求为一体的信息服务平台，改造电网传送技术，建设超高压电力传输网络。建设“源—网—荷—储”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二是大力支持储能技术研发。通过对储能技术的研发，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管理提供技术基础，也为能源互联网的构建提供可行性保障。三是构建全方位、多主体的能源互联网平台。将分布式能源、电网、电动汽车和家庭发电组成能源互联网平台，依托能源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用户需求的适时响应，并基于用户需求端开发智能供电系统;依托新能源、储能、柔性网络和微网等技术，实现分布式能源的高效、灵活接入以及生产、消费一体化;依托能源市场交易体系建设，逐步实现能源网络的开放共享。

(四)由以政府调控为主向市场引导为主转变

由于一些能源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能源市场化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长期以来，能源市场价格受到政府管控，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探索，成品油价格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但是天然气和电力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实现。天然气方面主要原因是天然气供给来源和供给渠道的特殊性，具有自然垄断性，因此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缓慢。在需求方面，居民用气交叉补贴较为严重，还未出台工商业用气和居民用气的市场化政策。目前网运分开方向已经确定，相关政策开始鼓励多方主体参与建设天然气管道，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在电力供给方面，由于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再加上技术上的限制，电价一直采用政府的定价，因此电力市场化改革一直相对滞后。

为实现能源产业由以政府调控为主向市场引导为主的转变，未来相关政策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减少政府干预，改革能源产业行政审批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模式，建立包含污染成本的能源价格定价机制，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革。二是继续完善天然气和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对电网、发电企业等继续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推进配售电改革，打破垄断，推动天然气和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对油气基础设施、油气管网运营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天然气开采、进口，加快管道、LNG接收站、储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平开放，通过增加竞争来降低成本[10]。三是逐步取消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巨额补贴机制，建立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机制。四是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进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电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示范，逐步建立新型电力运行机制和电价形成机制，积极探索多部制电价机制。

(五)由国内供给体系向国际供给体系转变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尤其是在煤改气工程以后，石油和天然气短缺更加严重。我国未来将进入电气时代，这将进一步刺激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需求。因此，能源供给体系从国内供给转向国际市场供给将是重要的战略布局。要通过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开拓能源海外市场缓解我国能源供需矛盾，从而保证我国能源安全。按照互利共赢、多元合作的思维融入并构建相对安全的国际能源供给体系，是未来的战略选择。

为实现由国内供给体系向国际供给体系转变，未来相关政策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在已有能源贸易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该区域的石油剩余探明储量为1338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57%;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为155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78%。从区位上看，“一带一路”密切联系着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优化能源配置、增进能源合作是沿线各方共同的意愿[11]。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加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依托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带动多方能源合作。在沿线国家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建立安全高效的油气管道。二是继续推行国内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重点支持并打造一批能源“走出去”明星企业，通过与国外能源供给方建立联合开发、共同受益的合作项目，打造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开拓石油、天然气供给新渠道，构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体系。三是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智慧能源的手段，搭建能源主要生产国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优先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能源互联网[12]，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煤、电、水、风、光等各类能源转化为电，并远距离传输，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的效益和经济性，带动各国的经济、产业发展。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源网络辐射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等其他地区，增强国际能源事务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