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路径争鸣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洪涛指出，在山西发展煤化工还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水，因为煤化工对于水的需求量很大。洪涛指出中网水的安全问题远比能源安全更严重，毕竟水不可能靠进口解决，在发展能源的时候也要考虑区域流域的特点。

潞安集团副总经理刘俊义也认为，从未来市场竞争、产业效益的角度考虑，煤制油、煤质气产业不易继续发展增量。刘俊义指出，潞安集团对于集团已有的煤化工存量项目，目前采取的是“走高端化、差异化的路线”，即通过煤化工生产一些高端化工产品再利用山西离终端市场较近的优势。

除了大力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战略所所长任世指出，山西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还有煤炭的一体化开发。任世华解释，随着山西煤炭资源越采越深，也会越釆来越差，可能一个区域有几十个小型煤矿，如果任由这些煤矿独立发展，则整个生命周期效率较差，若能区域一体化发展，则可以总体提高对外供应的质量。

虽然认可煤炭清洁利用对山西能源转型的重要性，但谢克昌指出，山西需要做好非煤的文章，即发展新型产业，如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新兴产业等，还要降低煤炭的比例。开发新型的能源。此外，谢克昌建议建立山西的能源大数据库，他认为在大数据的时代，在做能源行业重要决策时需要充分利用能源行业的大数据。

立场决定观点VS跳出旧思维和利益羁绊

对于煤炭是否还将占主导地位的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认为这是由于不同人所处领域不同所致。

“化石能源领域的人会有意无意低估新一轮能源转型对化石能源的影响”，朱彤解释，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关注技术创新这个单变量，面很少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比如未来能源转型中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反过来对技术的驱动。朱彤指出，以储能为例，美国通过承认储能在能源系统的价值，设计了竞争机制，使储能在新的能源市场中获得回报，反过来促进了其技术进步。

但另一方面，“能源革命者也会有意无意高估新能源转型的影响”。朱彤认为，倡导清洁低碳的能源新品种的一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忽视了现有能源系统转型的难度，以及现有体制的僵化性与韧性。

通过梳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朱彤认为这一次的能源转型除了需要技术的创新，还需要注重能源系统的转型，而能源系统的转型除了包括一些有形的转型还包括一些无形的转型，比如各种标准、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

以集屮式向分布式转变为例，朱彤认为这一转变不是简单地把电源从生产侧转到消费侧的过程，它背后隐含着生产思维模式向服务思维模式的转变。“因为面向服务侧，很多东西要跟用户打交道，一定要有服务客户的理念，然后倒推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最后再想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满足用户服务，这背后思维模式是最重要的。”朱彤认为面对能源转型，跳出旧有思维和利益羁绊，弄清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至关重要。

分散式发展VS集中式发展

国家能源局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勇健同样强调，需要站在整个能源系统的角度考虑能源转型。何勇健指出，目前中国的风电、光伏装机还不到3亿千瓦，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弃风弃光的现象，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未来若要发展到超过20亿千瓦，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何勇健认为风电、光伏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价格高只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矛盾，随着技术进步，今后电价降下来完全没有问题。他认为，新能源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减轻新能源自身的间歇性、不稳定性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的调峰压力，以及如何解决自身的低密度特性与高密度的用电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何勇健指出，一方面需要新能源更贴近用户，发展个性化的应用模式，同时发展多能互补以减轻上网压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整个电力系统做出更多改变，尤其是在储能方面发力，比如现阶段需要发展抽水蓄能，未来将电动汽车作为特殊的储能方式也很必要，以及需要在更长远的将来发展氢能。

何勇健指出，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会有多个阶段初期是以集中式发展为主，在三北地区搞“三峡”;中期是集中与分散并举，而“十三五”就是过渡时期，将更多的增量转到中东部，使得中东部的新能源增量占到全国增量的60%;第三阶段才是分布式能源为主。

但何勇健表示，分布式还不能解决中国的能源转型需求，因为东部发展新能源将受到空间的制约，若要实现中国新能源装机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的跨越，还是需要回到风光资源更好的北部。到时，更大规模的电力需要如何运输、配送?何勇健认为将电转化成氢能，再将氢通过天然气管道或者液态储能车的形式传输出去，或许是一个比化石能源调峰更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