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发展的出路 在于转型

研究表明：一旦我们把几亿年来已经固化在地下的化石能源，都从地下挖出来燃烧了之后，大量原来固化在地下的碳元素都将释放到大气中去。理论上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将恢复到几亿年前的2000ppm水平(当时地球上还没有出现哺乳动物)。在那种情况下，地球上的哺乳动物到底还能不能生存，我们还无法判断。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地球上没有出现哺乳动物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出来，还是由于那种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气候环境，根本不适应哺乳动物的生存。总之，我们人类能源的转型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越早越好。

另一方面，如果从表面上看，煤炭作为能源燃烧的主要问题似乎是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碳排放高)，但它的好处则是相对的便宜。发达国家之所以都坚决的实施煤电的退出策略，笔者认为，他们更重视的是煤炭的本质问题(不多)，而不是煤炭的表面问题(不好)。因为，他们很清楚，解决了煤炭的本质问题，表面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即使我们解决了表面的(不好)问题，本质(不多)的问题依然会存在。因为，假设我们的能源不转型，即便我们可以成功地解决了煤炭的污染和排放问题，没有了气候变化的压力，我们也只不过是能把煤炭的必须转型期限，延续了一、二百年而已。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煤炭的最主要矛盾并不是不好，而是不多。因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发达国家的关注点都不在于煤炭和煤电的技术进步上，而在于能源的转型(让煤炭燃烧方式的使用彻底退出)。

目前我们行业内的很多人，完全没有认识到煤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不好”，而是“不多”。所以，我们常常过分关注解决煤炭(包括煤电)的污染和效率问题，但却忽略了更重要的煤炭需要转型的根本。那些煤电的出路在于市场化、或者煤电出路在于技术创新的种种论断，其实都是建立在煤电的主要矛盾是“不好”的基础上的结论。另外，过分关注煤炭不好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准确地认识散煤替代。尽管我们都承认，用煤炭发电比散煤直接燃烧的污染少很多，效率也会高一些，但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煤炭的资源有限性，不可持续性和必须要转型的根本方向。因此，散煤替代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就要用煤电去替代。特别是当我们国家的煤电机组的平均利用小时已经如此之低，国内的弃水、弃风、弃光的电量已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能用清洁电力替代散煤，直接完成能源的转型难道不是更好吗?

总之，在当前我们还不得不用煤炭的现实情况下，对于煤炭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煤炭第一层次的问题(不多)是本质矛盾，应该能少用，尽量少用，能转型，尽早转型。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层次的矛盾(不好的问题)，才是包括散煤治理在内的治理污染和提高效率。笔者认为：我们这些年煤电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混淆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关系。我们在强调散煤替代、煤电治理污染和提高效率的同时，却忘记了更重要的，煤炭应该能少用时、尽量少用，能转型时，尽早转型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煤电的超常规大发展，客观上还一定会对清洁能源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影响。从数据上分析，自从我们煤电产能开始较严重过剩的2014年起，由于受到市场的挤压，我国的清洁能源就遭遇到了严重的困境，弃水、弃风、弃光的电量逐年加大。与此同时，由于煤电的过剩产能不可能很快就去掉，为缓解矛盾我国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的增速，都不得不迅速下滑。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主观上能否意识到，煤电的超常规发展，已经对我国的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和威胁。

此外，我国煤电的产能的严重过剩，不仅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且也严重的伤害了所有的煤电企业自身。2014、15年我国煤电的发电量不增反降，我国煤炭的价格一路平稳下滑。促使我国成功地完成了煤炭的去产能工作。但到了2016年，随着我国煤电装机的高速增长和弃水、弃风、弃光电量的加剧，我国的煤电发电量也开始了恢复性的增长。但这种逆能源革命潮流而动的后果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则是煤炭价格的快速回升。这使得绝大多数的煤电企业，同时遭遇到了利用小时下降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困境。很显然，事实证明：在能源革命的大趋势下煤电产业不理性的发展，带给煤电企业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利益，而一定是困境。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2016年我国的煤电发电量不是恢复性的增加，而是继续大幅度的下降，煤炭的需求也继续下滑，那么我们市场上煤炭的价格，怎么可能会快速的上涨?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国的煤电矛盾根本就无解，其实，如果问一问谁是煤炭价格不理性上涨的推手，除了煤电还有谁呢?显然，只要煤电继续无序扩张，我国的煤、电矛盾就一定无解。相反，能源革命、电力转型和正确的煤电发展方向，才是解决煤电矛盾根本。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明确的提出了煤电要去产能的要求。客观地说，在此之前在媒体上我们从来就听不到“煤电要去产能”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业内的专家几乎都是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我国的煤电并不过剩(最多只是承认是相对过剩、暂时过剩)，还需要发展(其理由，竟然是目前的装机尚不能满足十年之后可能的需求)，以及我国的煤电技术已经多么多么先进(如煤电的超低排放比燃气的排放还要低)等等。正是这些不客观、不理性的行业偏见，误导了我们煤电行业的发展。

现在不少人都把我国煤电的无序扩张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我们承认，中央审批权下放之后，地方政府确实是很多煤电项目审批的主要责任人。但是，客观地说，导致我国煤电无序扩张，以致出现今天的行业整体困境的主要责任，绝不是某个地方政府，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行业内的一批主流专家，出于某种行业的偏见和部门的利益，误导了社会，也误导了地方政府。大家想想，既然行业内专家们都说我国的煤电不过剩(即使过剩也是相对的、暂时的)还应该大发展，并且说我们煤电的排放已经比燃气还要低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来拉动我们地方的经济呢?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清楚，煤电的真实情况和无序扩张的惨痛后果，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不明智的选择?

好在，这一切已经过去。目前，煤电去产能已经被国家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过，此时此刻，我们还需要反思、需要强调，反思我们为了扩张煤电规模而误导舆论的惨痛后果，强调我们煤电去产能的目标和动力，不能仅仅是为了给电力行业暂时的脱困，而应该包括更重要的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

因此，在煤电去产能的一些具体措施上，我们一定要把握煤电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型这个大方向。燃煤发电的技术创新和进步虽然也是重要的、有益的，但是，前提应该是不能因为过度宣传而干扰和影响我国煤电的转型。任何不利于煤电转型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特别是一些虚假、过度的宣传)，客观上都可能会造成对能源革命的反动。前几年，我们电力行业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学费”。客观地分析造成电力行业目前困境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但愿我们行业内的专家们能尊重科学、尊重现实，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超越眼前的部门利益，抛弃行业的偏见，亡羊补牢的补好这一课。为此，我们应时刻强调，在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的大趋势下，煤电发展的唯一出路只有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