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发问：“风电三峡”路在何方？

配套火电建设滞后、调峰能力不足

据记者了解，酒泉风电困境绝不仅限于通道。

“全国弃风形势均在扭转，酒泉情况虽也有所好转，但为何迟迟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一位资深专家说，“要知道，这些问题是在长达10年的建设中积累而成，一朝一夕怎可解决?酒泉如不正视10年来的盲目开发历史，未来恐仍难化解消纳问题。”

这段历史，酒泉电视台副台长秦川等人编写的《风起酒泉》一书或可佐证。2007年，酒泉一口气批准380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而当年全国新增装机量不过344万千瓦。“酒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投资开发热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有人说，这不是“立定跳远”，而是“撑杆跳”;也有人在建设初期便提出异议。“风电投资不是有过热迹象，而是已经过热。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酒泉“风电三峡”建设应先停一停，否则大量风机不能上网，闲着也是浪费。”中国风能协会原副理事长施鹏飞称。

另外，还有专家指出，“盲目”带来的直接影响首先是工程质量。因过度追求“大张快上”，更重视建设规模及速度，当时所用不少风机“属于低质量甚至是最差的”，这也给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味追求风电装机规模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火电能力却长期不足。“新能源远距离、大规模外送，至少需70%左右火电打捆作为调峰。前些年风电上得过快，调峰火电跟不上。”该专家称，“加之近几年，因酒泉本地缺乏足够多、足够便宜的动力煤，当地火电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甚至被压到无利可图的境地，有电厂被迫停产。风电外送因此进一步受阻。”

甘肃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行舟也证实，甘肃火电实际发电小时数由2010年的4600小时左右，降至去年仅2500小时(不含自备电厂)。他还指出：“为配合新能源外送，火电未来还需开展一系列灵活性改造。”

但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系统规划部副主任刘世宇直言：“现在哪个电厂先改，哪个厂就先亏，因为现在配套机制尚还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谈灵活性改造就是不负责。”

”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

严峻的消纳问题也引起了酒泉对自身的反思。“酒泉新能源发展不再处于起步阶段，而是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这暴露出前期工作中种种不足。”甘肃省发改委电力处副处长郑忠锋坦言。

那么，不足如何弥补?“硬骨头”又怎么啃?刘世宇表示，国家能源局对酒泉的态度“目前就是以时间换消纳”——随着电力负荷增长、电网能力完善等，慢慢消纳。“这意味着，酒泉很难再拿到其他支持政策，只能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而在刘吉臻看来，解决一切消纳问题的前提是，要注重自身电源建设。

“就好像卖瓜，又甜又大的瓜才有人愿意要。电同样也是一种‘产品’，只有稳定、灵活、可靠且具备竞争力的便宜电，才真正符合市场需求。”刘吉臻指出，酒泉可建设一批具有快速、深度调峰能力的燃煤机组，周期更短、布局更灵活的抽水蓄能电站，或用好成本正在降低的储能技术等，通过内部各种电源多能互补，把随机波动的间歇性能量转变为可控的连续能量。

刘吉臻进一步表示，弃风主因更多在于当地电力负荷不足。“就好像河南、甘肃都种土豆，两地的土豆虽然一样，但河南人多、需求多，土豆不愁卖;甘肃种得多、消费少，就会出现土豆卖不出去的情况。不是因为甘肃的土豆不好，而是供需关系问题。”对此，酒泉不妨结合实际，尝试冬季供暖、新能源制氢、发展电动汽车等多种电能替代的新方式。

评论：大基地建设须当心欲速不达

作为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风电三峡”工程早在10年前便“闻风而动”，不仅成为率先推进陆上风能集中开发的典型，更被定义为“我国风电建设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其成就有目共睹。而今，风电建设典型拉响“风电投资红色预警”——从“十一五”期间加速建设，到“十二五”时期弃风限电愈演愈烈，直至“十三五”以来无一台新增风机。酒泉弃风顽疾难愈，坐拥2亿千瓦之多的风能储量，建设却已停滞近4年。

回顾10年历程，背后的原因似乎并不难找：

本地需求有限导致电力供需失衡，主要外送通道未能如期输送，再加上新能源与传统火电博弈、受端市场及省间壁垒等因素，消纳可谓阻碍重重。但进一步反观，这些因素多属老生常谈，年年总结、年年呼吁加大解决力度，年年均未从根本上消除。究竟是什么让酒泉风电消纳难题“久治不愈”?

对此，或要先为过剩的电量找找来源。在我国风电发展初期，“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开发模式曾受热捧，而酒泉“风电三峡”正是该模式之先驱。作为第一个千万千瓦级基地，其对我国风电发展的带动意义与示范作用不可否认。这10年左右，我国风电开启了“跑马圈地”的进程，装机规模快速上涨。

“大基地”的初衷甚好，开发进度却逐渐失控。按照甘肃省规划，全省装机容量到2015年要达1000万千瓦左右，建成全国最大的风电基地之一;到2020年，装机容量增至2000万千瓦，建成“陆上三峡工程”;2020年以后，装机扩大到3000万千瓦以上，使河西走廊成为世界最大风电基地。当时为完成任务，行政手段越来越多地注入市场运作，地方政府要求企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在瓜州县，每月对建设企业实行评比，并公开通报进度倒数的1—3名的名单，建议倒数企业更换项目负责人。

就这样，产能上去了，有限的市场却越来越难承受风能之重——自用，用不完;外送，送不出。发出的电不被电网公司接收，消纳问题接踵而至。

因本地用电需求有限，酒泉一度寄希望于外送。然而，电网再怎么建，也赶不上电源建设速度。有人说，“我们建一条750千伏的线路差不多要两年，而且这条线路长1000公里，技术难度大;他们建一个风电场也就半年时间，而且是多个业主同时开工。”哪怕到了10年后的今天，电源与电网建设依然存在脱节，比如，专为新能源输送而建的首条通道——“酒泉—湖南”特高压直流虽起步于酒泉，但目前距离满送却遥遥无期，靠它解决眼前难题的希望落了空。

“风电三峡”弃电严重、工程建设陷入停滞，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亟待完善的机制体制。现实已然证明，依靠行政手段“大干快上”难以持续。

作为弃风限电诸多“灾区”当中的一个，酒泉虽不是唯一，情况却也足够典型。回顾10年得失，风电产业不会因噎废食，但不讲求效益的盲目发展同样不可取。如何保持合理而均衡的开发节奏，让建设发展真正回归科学、合理，应成为当前认真思考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