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配网改革是电改精髓 从投资角度看电力体制改革价值和逻辑

电力行业内外对改革的认知在不断迭代——改革不是急行军，需步步为营、各个击破，当然所有运动式的改革也不能保证善终。

我们往往对轰轰烈烈的运动报以更多关切，而忽视潜移默化的变化。始于2015年3月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则属于后者，决策者试图从制度上推进变革，颠覆传统电力市场交易秩序和商业模式。毋庸置疑，改革道阻且长。

改革也带来千载难逢的制度红利，这是电力工业发展一百年来首次向社会资本敞开配售电市场。改革伊始，参与者如过江之鲫，对改革红利报以极大期待。改革推进三年之余，轰轰烈烈的启动后，电力市场的制度改革注定是一场长跑，靠的是韧性和耐力。电力行业内外对改革的认知也不断迭代——改革不是急行军，需步步为营、各个击破，当然所有运动式的改革也不能保证善终。电改是一场持久战，是新秩序与旧制度之间的较量。

我们同时庆幸地看到，决策层对改革的决心异常坚定，即便改革出现停摆，方向也不曾发生变化。无论是从改革方案的出台形式(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改革推进的方式(中央与地方联合推动，中央改革办督察组全力督查)，还是增量配售电市场的艰难拓展，电力批发(零售)及现货市场的探索，既有来自顶层的强力推动，也有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的改革诉求。

新一轮电改历时三年有余，改革是大势所趋，任何质疑、回避、阻挡改革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站在当前时点，重新审视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逻辑和价值，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电改改变了什么?谁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带来什么投资机会?改革衍生创造哪些商业模式?改革的归宿在哪里?

改革缘起和成效：破旧立新

改革的本质是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起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先后经过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改革动因、改革方法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集资办电(1978-1987)。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长期硬缺电。1985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提出集资办电的思路，对集资新建的电力项目按还本付息的原则核定电价。从1988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每度电收取二分钱作为电力建设基金，支持发电项目建设。这些基金一直到2000年12月31日截止。

第二阶段：政企分开(1987-2002)。这一阶段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20字方针，主要涉及电力管理机构的撤并与设立。1988年，水电部撤销，成立能源部，建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网省电力管理局、电力工业局的基础上成立电力公司和省电力公司。1993年1月，能源部将电力联合公司改组为电力集团公司，组建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电力集团。同年3月国务院决定撤销能源部，重新成立电力部。1996年底，国务院撤销电力部，组建国家电力公司，作为国家授权的投资主体及资产经营主体，经营跨区送电和国家电网，实现在中央层面的政企分开。

第三阶段：全面电力体制改革(2002-2014)。这一轮改革以“二滩弃水”为导火索，2002年电改5号文下发，提出“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离、竞价上网”的改革目标。改革历经十余年，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完成厂网分离、主辅分离，但输配分开、竞价上网改革受阻。这一轮改革是对上一轮机构改革的延续，也被视为国家电力公司的拆分方案。这一次改革设定了电力工业的基本架构，形成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四家辅业集团公司。2011年9月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剥离辅业公司与4家辅业集团重组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

第四阶段：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2015——)。电改9号文对电力市场秩序形成长远影响，这一轮改革以“放开两头、管住中间”为原则，坚持推进“三放开、一独立、三加强”。改变电网角色和商业模式，核定电网输配电价，推进区域和跨区电力市场建设，打破电网垄断，打造多主体参与的电力市场。

与2002年5号文相比，电改9号文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差异。

一、改革方案落地方式不同。新一轮改革文件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出台，文件为《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2012年改革文件由国务院下发，文件为《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从公文的发布方式可以看出，5号文明确改革的路线图和操作方法，是改革的执行方案;9号文是指导意见，需要由一系列配套文件支持，国家层面以顶层设计的角色出现，同时需要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政策对试点不设限，允许有试点意愿的地区先行推动改革。从随后的执行情况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各省主动参与配售电改革试点、综改试点、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二、改革执行路径不同。电改5号文是电力市场改革的物理疗法，堪称是国家电力公司的拆分方案;电改9号文注重电力市场运行机制和商业秩序的重建，是电力市场的中医疗法，尤其是放开配售电市场是一项创举。

三、改革的驱动力不同。新一轮电改由中央自上而下与地方自下而上共同驱动，中央政府是主推手，地方政府是操盘手。9号文自2013年起草至最终出台历时两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审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规格高于以往。决策层在改革的推动过程中力图寻找最大公约数，在保持电网输配一体化的格局下，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增量配售电改革，探索电力市场交易机制。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来自电网侧、发电侧、售电侧的改革成效显著。全国各省区(含西藏)均在推动电力市场建设，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已经完成，多项跨区输电工程完成价格核定，新增3000余家售电公司已经参与市场交易，291个增量配网试点项目获批，8个省区即将开展电力现货试点，电力市场交易规模近2万亿，改革带来1000亿元成本下降空间。

同时，分布式电源接网、消纳已经有完善的流程，隔墙售电正在成为可能，跨区新能源市场交易、发电权交易已经是常态能源交易产品;高耗能工业企业可以选择市场交易降低用能成本。诸如此类，在改革启动之前都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