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

 

为什么要总结互联网20年成功经验

    1、互联网20年成功经验要不要总结？

    要不要总结互联网20年成功经验，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里说的互联网20年成功经验不同于经济改革的20年经验，互联网恰恰是在传统视野之外，自己土生土长出来的东西，属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经验表明，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容易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等，各种设想就会脱离实际。“十二五”规划中许多地方规划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就是与此有关。我认为互联网20年对此总结得极为不够，这不利于我们面向未来，真正领导好互联网这场伟大革命。

    总结互联网20年取得的成功经验，首先面临要处理好“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与“加强领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只讲一个方面。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认真总结其中经验，上升到一定高度，我们才能因势利导地把自下而上的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做出一番大事业。

    2、互联网值得总结的“异军突起”现象

    互联网20年中属于“异军突起”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20年来，中国形成了一批世界级领先的互联网企业，为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无论从世界互联网企业前5、前10还是前25的排名来看，中国互联网企业都稳居第2，这是互联网强国取得的成就。总结英国工业化的成功，不总结东印度公司的经验，总结美国工业化的成功，不总结洛克菲勒等的经验，总结日本工业化成功，不总结丰田经验，都会抓不住要领。同样，如果不能总结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经验，也难说能把握住撬动互联网的杠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互联网企业取得的成绩，是在国家几乎没有直接投资，不具备行政垄断条件，也没有列入规划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方面和国家正在向中央企业提出做强做优的处境和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别。“十三五”期间，互联网企业的总市值将超过电信运营商的总市值，在这样的发展势头下，认真总结经验对于我们做好相关产业规划内容提升相关企业的市值和竞争力，将大有裨益。

    第二，互联网产业正在成为中国产业创新的领跑者。创新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和互联网强国最稀缺也最需要的东西。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是民营企业在风险投资、企业家精神和互联网思维驱动下锐意创新取得的成就。中国互联网的创新在于大气魄的创新，在于克服大的艰难困苦，开创大的局面，创新大的模式。互联网产业的鲶鱼效应，正在刺激电信业、银行业等许多产业加快创新步伐。互联网产业作为年轻人的事业，在中国激发了大众创新的热潮，点燃了年轻一代的梦想，推动着中国未来的大繁荣。

    第三，互联网正在成为民生先导。以应用为导向，善于发挥中国市场的优势，中国互联网产业是在市场驱动下形成和壮大的。互联网几乎本能地与小微企业、创业者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如何从市场自身发掘出这种促进民生的正能量，是需要总结互联网的原因之一。

    第四，中国互联网产业正自下而上形成东方特色。例如强调社会资本（关系和信任），同时中国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不同于欧美，以网游、娱乐等为代表正在形成具有东方色彩的“酷”（COOL）产业，并已形成一定的软实力。

3、互联网带来的意料之外的收获

    除了过去人们对互联网的一般总结之外，我认为互联网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中主要有：一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例如， 支付宝这样的创新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没有， 是中国的独创；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明显提高了小微贷的经营水平， 刺激银行从三大贷款（ 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贷款）转向因小而美、附加值更高的差异化经营，促进了银行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二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服务化进程，推动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互联网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以平台化、生态化为特色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深刻改变了流通业的面貌，改变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改变了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创造出许多新的服务业态。三是促进了分享型经济的发展，形成商业生态系统。以平台免费、增值收费为代表的分享型经济正在兴起。此外，互联网发展还推动了诸多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智慧产业发展，为弱势群体的梦想实现创造了新的产业机遇等等。为什么互联网20年发展会取得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成就，说明我们要善于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借助群众的力量，发挥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对互联网这种新事物合理的把握方法。只有我们从实践中真正发现了规律，总结出规律，才能站在前面加以领导或引导。同时摸着石头过河，与这些年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起来比较，我们规划互联网的预见性和贴近实际的程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众创新是中国互联网关键成功经验

    1、以互联网企业强大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20年重要成就，集中在一点，就是大众创新一部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史，也是一部大众创新的历史。所谓大众创新，相当于我们以往说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用网络语言说，就是草根创新。大众创新不同于熊彼特式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专利，而费尔普斯则认为，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大众创新所实现的梦想具有特别之处—— 互联网不问出身， 无数的马云们在创业之初，都不过是小小的草根。唯其什么也不是，那么多象马云一样的“小混混”，在这20年中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更显示出大众创新特有的魅力。

    2、互联网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中国互联网甚至中国创新的未来，无疑将是大众创新的未来，大繁荣的未来。总结互联网成功经验，主要是为了从中找出未来大繁荣的规律和线索。

    从全局看， 美欧创新正在趋缓， 可供中国模仿的创新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需要自己来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最大的贡献，还不在于产业本身的发展，而

在于它为中国创造了一种大众创新的新历史经验。

    中国的工业化还有6年左右将基本完成，之后各行各业都将成为互联网业，如果制度创新跟得上，互联网的未来将成为各行各业大众创新不断扩散漫延的未来。之后的大繁荣，将与历史上美国的大繁荣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同是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费尔普斯总结的美国经验的大众创新，在于先通过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把大众转化为精英后，再实现其创新。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一个不同的制度创新的机会。这种制度创新可以使大众不需要转化为精英，在草根状态就直接创新。带来这种变化的契机，在于互联网上的分享型经济。

    如果忽略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资本可复制与不可复制的区别。如果生产资料（如开发工具）可以复制，创新门槛会骤然下降，各种微创新就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百度、腾讯向开发者开放了开发工具，推动了大众创新，有利于使创新的主体从国家、企业（企业家）的门槛降低到家庭和个人，有利于费尔普斯所说“大繁荣”的出现。其次，网商、创客、3D打印等兴起，促进了参与式就业，即劳动者通过分享获得以生产资料为代表的机会，降低了实现梦想的门槛，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包容性发展。这就不是国家驱动（包括科技部门驱动、产业部门驱动），也不是企业驱动，而是人人驱动了。中国梦只有做到这个份上，才算做到位。

    3、发展互联网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互联网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发展互联网需要大的制度创新。一是建立创新机制。创新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大，创新机制的核心是要为创新者有效分散风险。中国的风险投资现状是有投资人，但没有风投市场（如纳斯达克），继续下去就会导致互联网创新者纷纷离开中国，到境外上市。这个问题应解决，现实一些做法是可以先把VIE完全合法化。二是创新本身的创新。以往创新是熊彼特式创新，强调企业家、专业研发人员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这些都需要坚持和发挥，但具体到互联网上，还需要相反的大众创新模式。三是对创新本身的创新，也就是对大众创新模式的创新。费尔普斯模式很好解释了美国、英国为什么繁荣，我们需要的下一步创新是求解中国如何比美国英国更繁荣。费尔普斯模式仅定位于产品，表现在他主张用知识产权保护大众创新，这一点在现在仍是先进思路；但等到互联网一旦大爆发就会过时，因为这种模式不如另一种模式赚钱更狠更猛，这就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服务模式。在服务模式下，产品免费可以照样赚钱，而且赚得更多。这种大众创新与费尔普斯模式最大的不同，是草根不用先转化为精英再创新，而是分布在一线岗位就可以创新。这与互联网将智能配置在分布式的一线创造价值，是完全相匹配的制度创新。海尔这方面取得的经验也值得我们重视。

    普斯认为，中国创新发展或比美国快。这是可能的。中国需要创造更加适合的制度条件，鼓励比美国更低门槛的大众创新。一旦中国创新门槛低到连大众都可以实现梦想，天必会降大繁荣于中国。这是英美主导的整个工业化时代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梦，希望它是中国梦。互联网的未来，很可能是中美两国的大众创新竞赛，比谁的创新门槛低，比谁的创新发展快。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创新发展或比美国快。这是可能的。中国需要创造更加适合的制度条件，鼓励比美国更低门槛的大众创新。一旦中国创新门槛低到连大众都可以实现梦想，天必会降大繁荣于中国。这是英美主导的整个工业化时代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梦，希望它是中国梦。

 

 

姜奇平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同时担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国资监管信息化专家组专家，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常务理事、数字论坛成员。他是“网络文化丛书”作者，是我国网络起步时期最早的启蒙者之一，被《硅谷时代》评为“带领我们走向数字时代的20位中国人之一”。

    著作包括：主编“数字论坛”丛书、“硅谷时代”丛书（联合主编）、“直面电脑”丛书；著有《21世纪网络生存术》、《知本家风暴》（合著）、《数字时代的人与商业》、《数字财富》、《新商业模型》、《新知本主义》、《体验经济》、《创意经济新论》、《长尾战略》（获2007年度中信畅销书作者奖）、《电子政务行政生态学》（合著）、《信息化测算的理论与方法》（执行主编）；翻译《浮现中的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