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区块链：区块链改造组织信任

olmstrom），以肯定他们在“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ing）领域的贡献。综合经济学家的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经济合约一般都是不完全的；有权势一方容易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合同关系，甚至可以欺诈和劫持合约关系；合约需要防欺诈和劫持的技术条约；不完全合约不能完全依赖技术条约，还要包括“相信”因素。

以上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看区块链的兴起，我们才能理解分布式、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匿名的技术为何得到全球的响应。人们希望从垄断平台的大公司手里夺回个人数据主权，反对大公司利用不完全合约特征单方面设定霸王条款。因为大公司滥权，个人消费者与他们的信托关系已经破产，区块链以太坊应运而生。

尽管虚拟货币受到各国政府的严格监管和控制，但它的核心技术区块链还是迅速向多种“智能合约”技术演变。

以太坊（Ethereum）为其中的领先者。创建者布特林（Vitalik Buterin）致力于两大问题：解决区块链扩容的瓶颈；让区块链成为广泛的社会合作技术。2013年，区块链从比特币中裂变出来，2014年，以太坊又进一步衍生成为一个多种新功能的智能合约技术。之后，基于以太坊的变种技术也不断涌现，并各有特征。R3 Corda依靠超过200家成员，力图建立全球的分布式账本平台。ConsenSys致力于区块链应用工具平台。IBM和微软自己的云计算领域延伸出区块链服务。

新技术公司层出不穷，不胜枚举。通过代表企业，我们看到区块链在目前阶段涉及组织管理的基本特征：

● 区块链技术本身不断裂变，产生多样多元的应用模式。它从专门为比特币服务技术裂变为自动认证和执行技术，并向着平台标准技术演进。除了保险和法律，音乐唱片、文学作品和奢侈品行业都可以使用区块链来认证“信息无疑”。

● 区块链技术尚未成熟。它的系统从内到外包括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激励层、合约层和应用层。目前，区块链离成熟优化阶段还相去甚远。它已经走出始发阶段，但尚未到达有标准、可管理的阶段。

● 激励机制为不同模式的共性问题。比特币是对“矿工”参与的激励。如果不用它，对参与者的激励设计怎样才有效？对此，业界尚无令人满意的答案。

● 形成区块的耗能、算力和时间要求是另一个挑战。采用简化合约规则的私有链是一个暂时解决方法。

● 全球分布式记账还有一个实体资产和虚拟映射资产对应的问题。在已经实现资产数字化的领域，例如金融，对应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在实体资产属性难以用代码来稳定和独特表达的领域，它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同属于知识产权领域，绘画、雕塑等比较容易对应，小说中的文字段落就比较难。

● 人们试图把区块链嫁接到其它技术中去，或者利用成熟技术弥补它的不足。例如，用内置的RFID来解决实体资本和映射资本对应的问题。

图3显示了过去几年区块链的多元化进程。目前，以“以太坊”为代表的开源平台试图克服第一代技术的诸多缺陷，开发多用途的应用软体。新发展方向包括解决“陌生人之间去信任”，允许用户任意创建高级智能合约，实施去中心化的网络交易关系管理。

按照区块链信徒的说法，区块链创造智能信任（coded trust），只要能够数字化和网络化交易关系，就可以运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管理。不过，实情远比技术派浪漫描述的复杂。

3、区块链解决的不是智能信任问题，而是“不信任”问题

爱因斯坦说：如果给我一个小时解决地球问题，我要花59分钟搞清楚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搞错了问题，解答便是缘木求鱼。用区块链替代人际信任就属于搞错了问题。

区块链的“去信任”解决的是“不信任”的问题。它自动执行完成交易过程中必要的“不信任”，让信息无疑。但无法编程的含有情感的“相信”活动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

区块链对管理的直接影响在改写组织的边界。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围绕商业组织的边界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为何要有公司？”“公司怎样组织活动的？”“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其它方式来组织公司活动？”

从科斯（R. Coase）、诺斯（D.North）、威廉姆斯（O.Williamson）到哈特（ O. H a r t ） 和霍姆斯特姆（ B.Holmstrom），几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集中关注上述基本问题。

他们有下列共识：

第一，契约活动与治理结构要一一对应。

第二，契约很难事先巨糜无遗，事中如期如愿，事后面面俱到。不完全合约普遍存在。

第三，产权和交易成本影响经济合约活动，画出公司边界。

第四，资产是否能够明晰化（Asset specificity）和交易成本类型（谈判、评估、监控、信息获取、违约执行等）影响合约各方的行为表现。

第五，为促进合作，也为避免劫持、搭便车、互害的集体行动、道德危害、公地悲剧，合约主体选择最能经济化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等级式的公司、自愿交易的市场和灵活的混合型“关系合约”（Relational contracting）。

第六，可信度（Trustworthiness）能中和弥补资产难清晰化，交易成本难经济化的契约问题。所以，不完全的合约多少都涉及到可信度，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关系合约”。

区块链技术学派认为智能合约可以解决不完全合约的问题，因此全面改写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合约关系，甚至促生崭新的区块链组织。它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免除各种上述的合同危害，保障知识产权个人化，允许微点原子化的交易，激励人人参与的社会经济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控制平台大公司垄断、实现人造、人有、人享的智能信任社会。这是区块链的乌托邦，是可以不断接近的理想，但不可能成为完全实现的社会蓝图。

从创世区块链开始，中本聪和他的精神传人做的都是“去信任”技术，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不信任人的言行是第一假设，区块链用算法解决不信任问题，去信任的技术保障“信息无疑”。但是，契约活动中的可信度不仅有“不信任”的成分，还有“相信”的成分。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区块链擅长解决前者，却弱于后者。

正确理解区块链“去信任”本质的第一步是理解“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显著差别的社会心理活动和认知决策活动。然后，我们方能看到传统类型的组织将始终存在。最后，在认清“相信”和“不信任”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区块链去提升组织可信度。

“让凯撒的归凯撒！”区块链支持下的智能合约可以有效解决可编程的“信息无疑”问题。相关的组织任务必须是：能够明确界定、量化和数字化的；过程和结果属性明晰；无需频繁变动和调整的合约承诺；没有必须考虑的未来不确定性。

但是，区块链智能合约不适合处理下列组织任务：过程和结果始终在动态变化中，例如营销；任务的性质随参与者意愿变化而调整，例如客服；情感因素有重大影响力，例如终极关怀；冲突和妥协是主旋律，例如跨公司产品创新。

所以，区块链适合解决婚前财产登记的契约问题，但不适合处理恋爱过程。

简言之，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到解决不信任问题，并达到信息无疑的效果。但是，它很难应用到“相信”上，因为“相信”更多的是主观心理状态和个人选择。

“相信”指的是“无论是否有监控方法，一方都愿意向对方示弱，因为示弱方认为对方总会善待自己”（R.Mayer）。用意义心理学家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理论来解释，“相信”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无法直接通过具体行为而实现，只能间接在升华的层次去个人体会。

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相信”和“不信任”两个变量之间的差别（见图4）。

“相信”更多与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有关，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感受。“不信任”往往是基于一些事实线索而做出的理性推测。

不信任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引发因素。它包括环境和任务陌生，有不确定性，过程复杂，要求超出常人基本能力，盲目信任后果严重。第二是保障因素。环境和任务性质要求合规、警觉。猜疑和监控是理解认知活动的必要部分，是建立共识的必要沟通活动。

当上述两种因素都被包括和控制之后，不信任可以消除，信息可以保障无疑。在这个基础之上，人际关系的情感交往可能派生出信任。但是，不信任消除不是产生信任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学者卢米纽（Fabrice Lumineau）的研究显示：“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变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两个方向的连续体，不是一方减弱，另一方就加强。关于二者的差异，可以用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