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40年 再启新征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源行业发生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跃升世界首位，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升，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能源行业要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充分汲取40年来的宝贵经验，继往开来，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谱写我国能源发展新篇章。

四十载辉煌巨变 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40年来，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石油电力供应还是稀缺品，停电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而今已发生脱胎换骨的蜕变，能源行业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增长。

再看数据，1978~2017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6.3亿吨标准煤增至35.9亿吨标准煤，电力装机规模从5712万千瓦增至17.8亿千瓦。煤炭铁路运力增至20亿吨以上，油气主干管道里程从0.8万千米增至13万千米，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从2.3万千米增至68.7万千米，建成大秦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标志性工程，大范围优化配置能源资源能力全球领先。煤炭、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由70.7%、3.4%分别调整至60.4%和13.8%。电力装机结构从以火、水为主演变为水、火、核、风、光并存，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30%增至37.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年均下降4%，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逐步形成。

40年来，能源体制机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大幅增强。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能源体制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探索，方向坚定，砥砺前行，久久为功，逐步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探索“放松管制、政企分开”改革，煤炭和电力行业放松准入限制，鼓励各类经济主体投资办煤矿和集资办电，石油行业开始向国外开放海上石油勘探。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2年前后，进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推进阶段，煤炭行业取消电煤指导价，电力行业实施厂网分开，石油天然气行业形成跨区域竞争的三大石油公司。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能源体制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期，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电力市场建　 设、交易机构组建、发用电计划放开等加快实施，油气行业竞争环节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总体看来，伴随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深化，巨大改革红利正逐步释放。

40年来，能源科技创新突飞猛进，一批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能源科技水平较为落后，煤炭综采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煤电大多是单机30万千瓦以下煤耗高、污染重的小机组，核电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国外的帮助下建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台了多项能源科技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能源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升。煤炭绿色开采、机械化开采、重载铁路运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石油天然气复杂区块和难开采资源勘探开发、提高油田采收率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高效燃煤发电、水电站设计建设和设备制造、核电、电网运行和装备等技术居于国际前列。中国这个曾经发电设备基本靠进口的国家，正在昂首阔步向能源科技强国迈进。

40年来，对外能源合作全方位拓展，能源外交打开广阔天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延续自力更生的能源政策，与国外的能源合作较少。随着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进口需求大幅攀升，我国积极开展国际油气贸易，逐步形成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有力增强了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能源企业“走出去”步伐持续加快，境外油气开发、电网投资运营以及核电、可再生能源、煤炭等领域技术和装备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利用巴黎峰会、国际能源论坛、G20峰会等平台，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程，推动塑造绿色低碳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话语权逐步提升。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能源行业，其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以及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文明之间的不协调。展望未来，我们要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落地实施，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创新发展，打造能源高质量转型第一驱动力。为加快能源转型，必须依靠创新解决束缚能源发展的技术瓶颈和固有利益藩篱等问题。一方面，要推进能源技术创新，为解决资源保障、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手段。化石能源的创新重点是提高煤炭的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水平，非化石能源的创新重点是持续降低风光发电成本和发展更先进的核电技术。加快低成本长寿命高安全储能技术等具有颠覆性的技术研发，加快新一代电力系统等更具有战略性技术体系发展。另一方面，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能源管理要逐步实现从对能源品种“条条”管理向大能源综合管理转变;能源价格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推动形成由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补偿成本等因素决定的能源价格机制;能源监管方面要完善监管机构、监管制度、监管标准、监管方式;要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转型变革要求，建立健全完整配套的大能源法治体系。

坚持协调发展，彻底解决能源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能源行业贯彻协调理念，需在能源开发布局、开发与输送、电力运行各环节等维度加强协调。一是要科学确定能源基地开发时序与布局。煤炭和煤电开发进一步向西部、北部布局;加大西部地区水电开发力度，2035年前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河流开发完毕，之后开发雅鲁藏布江;2035年前规模化开发沿海三代核电，之后加大内陆核电开发比例;2025年前加快开发东中部风电和光伏，之后加大“三北”地区大型风电和光伏基地及海上风电的开发力度。二是要推进能源开发基地与运输通道的协同规划与建设。优化调整“西煤东运、北煤南运”通道，2035年前保持铁路运力35亿吨以上;形成全面覆盖的油气管网;推进跨区输电通道建设，2035年、2050年全国跨区输送能力超过4亿、6亿千瓦。三是在“源—网—荷”各环节增强灵活性，提高协调运行能力。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将最小技术出力降至30%;适当布局天然气调峰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加强电网间调峰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电网资源优化配置功能;通过需求侧响应、电能替代等措施提升用电负荷灵活性。

坚持绿色发展，守住能源安全发展的红线。通过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绿色化，大幅降低各类污染物及碳排放。在生产侧，一方面要降低煤炭开采利用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采取的措施包括大力推进煤炭绿色开采、发展高效燃煤机组、煤炭深加工示范等，力争将电煤消费占比由当前50%左右提升至2050年80%以上;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各类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清洁能源，2050年天然气消费占比由当前7%增至15%以上，水电、核电、风光等新能源发电装机要达到5亿、3亿、25亿千瓦以上，非发电利用的非化石能源消费量折合2亿吨标准煤以上。在消费侧，重点在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2035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2050年控制在55～58亿吨标准煤。要通过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健全节能标准和计量体系、完善节能评估制度等措施提高能源效率。

坚持开放发展，构建能源治理新格局。必须顺应全球化浪潮，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是要完善海外重点合作区域布局，巩固已有四大油气战略进口通道，实现海外油气资源来源多元稳定;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能源互联互通，要加快陆上能源通道建设，降低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油气比重，确保能源运输安全。二是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拓宽合作领域，实现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深化合作。三是结合“一带一路”国家建设需求，发挥比较优势，培育一批跨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能源生产和高效节能装备、技术、服务“走出去”。四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能源利益共同体，提高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坚持共享发展，确保实现能源普惠。能源发展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生活需求，致力于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使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更强幸福感。一是要加快城乡配电网和农村电网、天然气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上优质能源创造条件。二是要加大能源扶贫力度，通过光伏扶贫、重大能源工程扶贫等精准扶贫措施，在实现生活用能普遍服务的同时，以能源发展带动经济不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三是要推动能源和信息深度融合，探索推广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释放“共享”红利，使越来越多的人在享用能源的同时，也成为能源的生产者。到2035年，农村地区能源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实现农村动力电100%全覆盖，能源扶贫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手段，2050年，迈入人人享有资源可持续、经济可承受的能源供应的时代。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谋划能源转型发展两阶段任务。到2035年，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成，支撑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电气化程度快速提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增至30%以上;非化石能源稳步发展，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30%;以“广泛互联、智能互动、灵活柔性、安全可控、开放共享”为技术特征的新一代电力系统初步建成，与传统气网、热网、油网等多种能源网络协调互补，向能源互联网演进。到2050年，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高质量全面建成，有力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至超过40%，居于世界先进行列;能源结构深度优化，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50%;以新一代电力系统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全面建成，大幅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