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市场改革已形成协同进化的历史洪流
改革是文明更迭的历程。文明的内核是一个依存结构,常常表现为一种有序竞出的发现机制,告诉我们哪种性状可以在特定的场合生存得更好。时代的变化,改变了生存的成本,上一轮文明形成的依存结构,由成本洼地变成
改革是文明更迭的历程。文明的内核是一个依存结构,常常表现为一种有序竞出的发现机制,告诉我们哪种性状可以在特定的场合生存得更好。时代的变化,改变了生存的成本,上一轮文明形成的依存结构,由成本洼地变成了成本高地,催生出新的更低成本的变异结构,凭借成本优势形成激励通道,不断吸引汇聚更多的资源,进而构建更高文明形态的依存结构。改革就是要顺应大势,掌控好两个依存结构的边界,哺育并构筑激励通道,把资源从旧的依存结构有序引注到新的依存结构中。
镜像: 从联产承包到县域竞争
助推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
任何一场改革,总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稀看到演化镜像。四十年来,我国围绕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以县域竞争为引擎,依托制造业的繁荣,带动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形式,改变了土地要素的分配标准,打开了劳动力要素向工业领域流动的闸门。分税制改革引发的县域竞争,形成了“比学赶帮”的集体习得, 借助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工业体系得到充分而难得的历练,中国升级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人民逐渐富了起来。然而,能源资源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粗放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使命: 电力市场改革是启动
电力智能革命的重要引擎
今后较长一个时期,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将成为助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力量,而电力作为融合人类动力源与智力源的重要桥接力量,将在助推我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跨越中发挥重要的历史性作用。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替代期,也是大国更替的窗口期。过去三百年,以蒸汽机、电动机为代表的两轮能源变革驱动的技术革命,实现了对人类动力源的全面替代,也相继塑造了英国、美国的大国地位。我们正处于信息变革驱动的技术革命,正在迎来对人类智力源的全面替代。电力既是能量载体,也是信息的载体,由电力与电子融合的泛电力网,是动力与智力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电力智能革命,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彰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力市场改革是启动电力智能革命的重要引擎,承担着将智能决策植入工业体系、用绿色能源升级工业文明的历史使命。
方位:三轮改革任务交叉叠加
是我国电改的历史方位
我国电力市场改革是全球电力市场改革的一个局部战场,是一场多项历史任务的并行革命。过去全球经历了两轮电力市场改革,正在经历第三轮电力市场改革, 改革的整个历程就是自然垄断属性不断弱化的过程。第一轮电力市场改革,是由技术进步引发了发电侧的激烈竞争,打破了发电厂与输电网的纵向垄断关系,产业上游呈现“厂网分开”的态势。第二轮电力市场改革,技术进步推动了信息成本的不断下降,售电侧的竞争不断加剧,用户侧开始增加自己的选择权,部分环节的交易成本开始小于组织成本,竞争性环节与自然垄断性环节逐步分开,呈现出“网运分开”的特征。目前正在经历第三轮电力市场改革,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一些靠近用户侧的分布式能源,可以不再借助长距离的电网输送,直接在用户侧实现自产自销,呈现“脱网运行”的苗头。我国自1985年集资办电,开启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目前已经完成厂网分离的任务,主辅分离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网运分开”的任务正在推进,即已面对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进入的挑战,将不得不面临多重任务的并行攻坚,这对我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前的改革,务必充分认清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大实际,才能够更好地看待及处理当前改革中的问题。
目标: 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
本轮电力市场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改革目标,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所谓市场结构,是尊重自然垄断属性逐步弱化的发展规律,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划定明确的竞争边界,逐步将垄断性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相分离;所谓有效,是要有经济效率,也要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围绕深化区域电网建设和输配体制研究,有序推进三放开、三加强、一独立。政府放得开,市场要接得住,服务也要跟得上。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深化价格改革,均对电力产业组织中的垄断性环节给予了明确界定,划出了竞争的边界,并配套相应的监管模式及监管能力。特别是注重信息披露在社会监管中的作用,让信用机制在市场中作为重要的一个支柱,使得信息成为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路径: 三类引领型实践
已演化出协同进化的历史进程
各地结合实际,积极开展首创实践,探索出了多种可遗传的“变异”。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三类引领型实践分别形成了侧重综合性改革、清洁能源消纳、过渡承接的不同历史定位。这三类典型实践在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市场秩序等层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挖掘出了改革的成本洼地,形成了改革的激励通道,吸引并汇聚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电力负荷区,广东曾在电量难以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利用差价返还系数建立了助推出清的机制,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红利,随着统一出清机制的不断完善,供需电量规模不断放大,市场逐步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云南,作为电力市场改革的小岗村,双边交易规模逐步放开总量,不断降低市场出清成本,特别是随着信息的有效配置,撮合交易和挂牌交易可升级为连续竞价交易,进一步提升了交易效率。在中部地区中,重庆囿于市场容量且结构集中,尚未展开大范围的交易试点,但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四网合一,探索建立监管标尺,将在增量配网领域提供一个难得的试验平台,并为改革全局打造一杆输配电价的“公平秤”。总之,三个区域的各类经验正在竞相迸发,相互借鉴,云南与广东已经形成了协同进化的一对进化主体,重庆及其他各地的很多实践已经或者正在加入这条协同进化的历史洪流。
前景:嵌构市场是应对
不完全信息挑战的必然选择
市场不是无序的自由,不完全信息导致不完全合约,产生剩余控制权,进而形成依存结构,并外化为一种平衡关系。改革的演进,就是从一种依存结构演化为另一种依存结构,在外表现为从一种平衡迈向另一种平衡。过去的一种旧平衡是:政府依据全局信息统一决策,倚重行政手段,调整牌照、电量、电价,进而稳定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与用户利益关系的静态平衡。未来的一种新平衡是:在政府限定的边界下,发电企业、售电企业根据市场信息分散决策,为用户提供低成本高品质的服务,获得竞出优势,进而形成各市场主体有序进入与退出的动态平衡。电力市场天然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市场,需要通过骨架结构,嵌构市场体系,以削弱不完全信息的负面影响,通过稳定的骨架结构,设定价格信息流动的边界,引导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形成有序竞出的良性机制。此前所出现的发电权交易、差价返还系数等一系列中国式改革探索,均是这一骨架结构在市场中的映射体现。改革的阶段性决定了改革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这些骨架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功能。各地在有限的边界内进行适合本地特点的改革探索,并不断反馈借鉴、逐步拓展实践的边界,最终汇聚形成改革发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历史洪流。(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1〕刘树杰,电价管理与电价改革[M].1998,中国物价出版社.
〔2〕范必,基于体制亚型的全产业链市场化改革,2014.
〔3〕叶泽,推进电力市场改革的体制与政策研究,[M],201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4〕綦树利,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宏观经济管理[J],2012.7.
本文刊载于《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7年11期,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标题:电力市场改革已形成协同进化的历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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