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绿色电力证书核发800万个只卖出2万业内担忧成鸡肋

2017-11-17 09:39:56 界面新闻　点击量：评论 (0)

四个月，绿证仅出售2 1万多张，筹集资金不足1000万元。10月下旬，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在成都召开的光伏热点问题研讨会上说。绿证是绿色电力证书，是中国政府颁发给陆上风电、光伏(不含分布式光伏发

从购买者企业的性质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对购买绿证的参与度明显不足。绿证购买量超过10万千瓦时的企业中，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占比仅为6%，民企占94%。

购买数量最多的企业前三名分别为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下称明阳智慧)、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风科技)和江森自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在首批自愿认购绿证交易中，明阳智慧申请购买总计超过1200万千瓦时绿证，成为全国首批申购绿证数量最多的企业。

明阳智慧副总裁杨璞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这1200万千瓦时是中山明阳工业园一年的用电量。在今年8月初，12100个绿证的交易量已全部完成，实现了去年中山明阳工业园100%绿色电力消费。

金风科技在首批自愿认购绿证交易中，申请购买了3000个绿证，是全国首批申购绿证的企业中，数量仅次于明阳智慧的企业。金风科技总裁王海波对界面新闻记者称，这3000个绿证中，已有2000个已经完成交割，所代表的电量主要用于金风北京亦庄园区二期用电，大概占园区年用电的25%。

作为绿证首批的支持者，这两大企业均表示目前的绿证制度对企业、个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绿色电力实行自愿认购交易，但自愿行动是一个长期过程。出于自愿，购买者动力不足，难以成为绿色电力的消费主力。”王海波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杨璞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企业或者个人购买后，只是获得证书以证明其对绿色电力发展的贡献。为了提高购买者的积极性，在激励政策方面需要加强。“目前绿证的购买者多为能源企业或者是从事能源工作的个人，如何让非能源行业的群体知晓绿证购买平台，并购买绿证，还需要在宣传上多下功夫。”杨璞说。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低碳节能事业部副总经理杨小山在调研后发现，社会公众对绿电、绿证等概念不太清楚;个人用户参与绿色电力消费的动力不足;对于企业用户缺少外部激励，也缺少内部驱动。

“企业购买者的数量并不多，一方面是中国的绿证价格相对国外比较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还在观望。看这项政策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样实质的好处。”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博士艾琳在绿证研讨会上表示。

鸡肋“绿证”?

按照规定，绿证的价格不能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风电绿证价格一般不超过0.26元/千瓦时，光伏绿证价格一般不超过0.55元/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售出绿证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对于申请核发绿证的发电企业，表面上并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风电的装机和发电量多于光伏发电，成本也低于光伏发电。因此以风电发电量核算绿证更便宜。

绿证交易制度在国际上是一套成熟的清洁能源市场机制，在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发达国家被广泛使用。在这些国家，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包括“强制配额”和“自愿认购”两种机制，通常为两者并行，更多则是以配额考核制度为主。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是指国家或地区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份额做出强制性的规定，能够真正识别出绿证交易的买家主体。

中国从2010年起同步开展了配额制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未落地，仍停留在发布征求意见稿阶段。业内担心，此时开展绿证交易，绿证制度会成为“鸡肋”。

在杨小山看来，现阶段的绿证交易，更多的是对绿证制度的探索，将“绿色电力证书”这个新概念引入公众视野，增强公众对可再生能源、清洁发展的认知，同时将绿证作为消费绿色电力的权威证明，吸引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个人参与绿色电力消费。

“同时也是为绿证强制配额交易积累证书核发、交易组织、资金监管等工作经验，奠定基础。”杨小山说。

从目前申请核发绿证的发电企业数量上看，越来越多的发电企业已经意识到，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必定需要摆脱现有激励机制，绿证交易制度才是行业发展的大趋势，绿证收入很可能成为发电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曾公开表示，在2020-2022年期间，中国风电要基本实现摆脱补贴。

中国可再生能源目前执行固定电价制度，给予可再生能源相应的补贴。但随着新增装机规模的扩大，补贴资金缺口将越来越大，这种制度将难以为继。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经超过700亿元。以规划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预测，到2020年，补贴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2000亿-3000亿元。

绿证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填补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缺口。对发电企业来说，该机制允许它们在正常结算电费的基础上，通过出售绿证获取额外收益。

“如果补贴长时间无法到位，将对发电企业带来直接的财务成本压力。”杨小山说，“发电企业如能提前申请绿证并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售出，可提前收回现金流，迅速获得收益或继续投入生产，同时也规避了远期货币的贬值风险。”

绿证交易还把发电企业从幕后被动等待补贴的角色，推到了与电力用户进行交易的一线。艾琳表示，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新能源企业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除了能够获取收益来缓解财务压力，而且能通过对有需求的大用户加绿证捆绑销售的模式，跟踪政策措施，来调整营销策略。

摸石头过河

“现在摸着石头过河搞示范，只是一个试水、引领的阶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如何有效的推广绿证，让更多的企业或个人参与进来。

大多数人将期待放在配额制的落实上。多位业内人士均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希望尽早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绿色证书”制度。

上述《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指出，根据市场认购情况，自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

配额制将会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进行强制考核，但是考核对象尚未确定。目前业内有两种思路，一是考核电网公司，二是考核发电企业。上述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强制配额政策可能年内会见分晓，但具体怎么批、力度如何还需等待最终的结果。

王斯成表示，若实行绿色证书+强制配额制，按照全国电力需求每年6万亿度，燃煤火电4万亿度计算，如果执行15%绿色电力配额，则每年将有6000亿度绿电，每度电的绿色证书价格为0.2元，每年可征收1200亿元，若强制配额10%，每年也能征收800亿元。

目前，不同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火电的上网电价有所差别，绿证的价格要根据二者之间的差价决定。杨璞还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绿证想发挥优势，一是要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二是要把火电对环境、社会的综合影响体现在电价中，二者共同作用拉近、甚至抵消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火电之间的价差，让绿色证书的交易价格维持在一个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