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失速 国企困局 东北国企怎么办？

东北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也是国企重镇。 几十年来，这里源源不断输出的人才、装备走向全国各地，支撑了中国完整工业体系的形成。

（「东北国企突围」上篇 困境与变局 来源：《国资报告》杂志2018年第8期作者：原诗萌 ）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却数次遭遇了挑战。上世纪90年代初，曾出现过经济失速的“东北现象”，近年来，东北现象再次出现，山海关，也似乎成为东北和其他区域的阻隔。有人说，投资不过山海关。

东北怎么办?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长期以来，围绕东北经济和国企改革的讨论很多，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国资报告》多名记者历时数月，爬梳资料，现场采访，多方求证，试图找到答案。

说起建国初期的东北，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高炉林立，烟囱直耸入云，红砖搭建的厂房内设备轰鸣，工人紧张而忙碌地进行着操作;山林中，满载木材和煤炭的火车，喷吐着蒸汽呼啸而过……上世纪50年代，东北地区拥有25%以上的工业产值，43%的铁路里程，“一五”期间，东北地区重点建设项目占全国3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工业摇篮”。

然而，近些年的东北，却被贴上了种种负面的标签——投资不过山海关，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喊麦，雪乡宰客、企业家视频控诉……在许多人眼中，东北日益成为衰退、保守和落后的代名词。

东北经济的数据也不乐观。虽然在经济增速换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GDP的增速有所降低，但东北经济的失速仍让人惊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起，东北三省GDP的增速始终位居全国后10位，2014-2015年更是位居后5位，2015-2016年，辽宁的GDP增速则连续两年全国垫底。这一现状被媒体称之为“新东北现象”。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北的经济问题并非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就曾因经济增速骤然放缓的问题引起关注，并被命名为“东北现象”。此后，虽然东北历经改革、脱困与振兴，然而，其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却进一步下降，不仅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还被中部、西部省份逐渐赶超。

在东北经济失速之下，东北国有企业的发展亦遭遇挑战。2010年以来，东北制药连年巨额亏损,员工士气低落，企业举步维艰。2012年开始，龙煤集团连续多年亏损。2016年，东北特钢发生债务违约，并最终被破产重组。从各省国企的总体情况看，据《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统计，2013-2015年，黑龙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均低于100%，出现连续减值。2013年，吉林省国资委全资及控股企业出现营收、利润双双下降，2015年，前述两项指标再次下降，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98.4%。2015年，辽宁国有资本经营积累小于经营减值，保值增值率由2014年的100.5%降为98.6%。

2013年以来，部分在东北的中央企业亦陷入困境。据《年鉴》统计，2013年，哈电集团出现营收、利润双双下降，中国一重2014年出现亏损，2015年亏损进一步扩大，2015年，一汽集团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下降幅度均超过20%。

不过，《国资报告》在调研中发现，东北经济虽然问题深重，但新的改变正在发生，国企改革则是东北振兴的“重头戏”。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八大以来首个区域性国企改革方案——《加快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东北三省政府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方案，并积极贯彻执行。

如今，在多方努力之下，从兼并重组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处置僵尸企业到管理模式变革，东北的国企改革发展正呈现出一系列亮点。哈电集团、中国一重集团、吉林石化、东北制药等央企、国企更是直面问题，积极作为，不仅实现了改革脱困，也提振了整个东北地区的改革信心。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东北如何实现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使国企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还将继续考验政府和企业管理者的智慧。

“失速”的东北经济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回落，2012-2016年的GDP增速分别为：7.9%、7.8%、7.3%、6.9%、6.7%。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就在人们围绕新常态概念进行讨论之时，东北地区继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再次出现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现象，被称为“新东北现象”。2012年时，东北三省中尚有吉林以12%的GDP增速排名全国第11位(黑龙江、辽宁排名23、26位)，2013年以后，东北三省的GDP增速则全部位居全国后10名，其中，2014、2015年的排名更是位居全国后5名，2015、2016年，东北经济规模最大的辽宁省，以3.0%、-2.5%的GDP增速连续两年全国垫底。

再从GDP总量来看，2012年，辽宁GDP的全国排名是第7位，2016年则滑落至第14位，被四川、湖北、湖南、福建、上海、北京、安徽超越。2012年，黑龙江GDP的全国排名是第17位，2016年则滑落至21位，被江西、广西、天津、重庆超越。

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失速，固然与经济周期变化及煤炭、石油、冶金等行业的波动有关，不过记者梳理历史数据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虽然历经改革、脱困和振兴，然而，其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却进一步下降，不仅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而且还面临着中部、西部省份赶超的挑战。因此，东北经济失速并非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3年以来，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辽宁下滑最多，1993年为5.64%，2003年为4.37%，2013年有所回升，为4.57%，但2016年降为2.99%。其次为黑龙江。1993年，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为3.36%，2003年降为3.23%，2013年降为2.43%，

2016年则进一步降为2.07%。吉林的降幅相对较小，1993年时占比为2.01%，2016年占比为1.99%。

将东北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统一进行计算，亦呈现下滑趋势。1993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为11.01%，2003年占比下降为9.53%，2013年降为9.19%，2016年则降为7.05%。

相比之下，华东的山东，华南的广东，中部的安徽、湖北，西北的陕西，西南的四川，占比均呈上升趋势。比如，山东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由1993年的7.77%，上升到2016年的9.15%，广东由1993年的9.73%，上升到2016年的10.87。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广东一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东北三省的总和。

陕西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从1993年的1.90%，上升到2016年的2.61%，四川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从1993年的4.17%，上升到2016年的4.43%。中部的湖北，从1993年的3.72%，上升到2016年的4.39%，安徽从1993年的2.91%，上升到2016年的3.23%。

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援引数据指出，1978年，东北经济占全国的比例是13.98%，2015年则降为8.03%。红线在缓慢、顽强地向下，并且不受阻拦，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深思，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长期性的原因。

国企面临重重挑战

在东北经济失速之下，东北国有企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2010年以来，东北制药连年巨额亏损，员工士气低落，企业举步维艰。2012年开始，龙煤集团连续多年亏损。2016年3月12日，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北京主持召开龙煤集团脱困发展工作专题会议表示，由于多年历史积累问题，龙煤集团万吨采煤用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导致人员富余和分布不合理，企业严重亏损导致现金流消耗，拖欠职工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不少职工生活遇到困难。此外，2016年，东北特钢发生多起债券违约，并最终被破产重组。

再从各省国企的总体情况来看，黑龙江由于地方国有企业中煤炭等资源企业资产占比较大，非煤企业比重较小，因而受煤炭等资源价格销售双下行影响较大。据《年鉴》数据，2013年，黑龙江全省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92亿元，较上年减少2.8%，实现利润总额-4266万元，较上年减少32.6亿元，减幅为100.5%。2014年，黑龙江地方国有企业营收和利润总额进一步下降。2015年，黑龙江地方国有企业较上年减亏21亿元，减亏幅度为53.8%，但利润总额仍为-18亿元。2013-2015年，黑龙江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率也连续三年低于100%，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分别为99.7%、98.9%、98.07%。

与黑龙江类似，2013年，吉林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受宏观经济下行、相关行业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紧张和要素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生产经营异常困难。截至2013年底，13户全资及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65.3亿元，同比下降7.8%，实现利润总额9.7亿元，同比下降37.8%，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98.69%。2014年，情况略有好转，吉林省国资委13户全资及控股企业虽然营收再次下降9.4%，但实现利润15.2亿元，增利5.5亿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提升为103.9%。不过，2015年，13户全资及控股企业再次出现营收和利润双双下降，其中营收下降5.1%，利润则由上年的15.2亿元，下降为-34.6亿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也降为98.4%。

与黑龙江、吉林的情况略有不同，2013-2014年，辽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均在100%以上，分别为101.1%和100.5%。不过，2015年，辽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亦降为98.6%。

中央企业对于东北的国有经济乃至地方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吉林省为例，据《2016吉林统计年鉴》数据，2015年，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地方国有企业44家，产值153.8亿，中央企业22家，产值3784.7亿，地方国企的产值仅为中央企业产值的4%。

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央企产值所占比重也较高。据《2016辽宁统计年鉴》数据，2015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地方国有企业85家，产值172.11亿元，中央企业28家，产值660.25亿元，地方国有企业产值为中央企业产值的26.1%。

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央企产值和地方国企产值的比例，并未像吉林、辽宁一样悬殊，不过，据《2016黑龙江统计年鉴》，2012年以来，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央企产值始终高于地方国企产值。2015年，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地方国企产值为243.5亿元，央企产值为300.7亿元，前者为后者的81.0%。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指出，东北三省其实是央企大省。“东北央企的特点是数量多、领域广、块头大、投资多。可谓是无处不在，地位举足轻重。”

不过，2013年以来，部分在东北的央企也遭遇了挑战。哈电集团和中国一重均为总部在黑龙江的央企。2013年，哈电集团营收为241亿元，较上年下降21.5%，利润总额19亿元，较上年下降44.44%，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05.37，较上年减少2.23个百分点。2014年，哈电集团虽然规模指标回升，营收增长11.1%，为267.5亿元，但效益指标大幅回落，利润总额为0.4亿元，较上年下降95.6%。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也降为97.9%，比上年减少7.5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一重出现营收和利润双双下降，其中营收73.20亿元，同比下降12.53%，净利润-1.52亿元，同比下降547.06%，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98.84，比上年减少1.33个百分点。2015年，中国一重营收进一步下降，为50.12亿元，同比减少31.53%，亏损则从2014年的1.52亿元，扩大到17.20亿元。

一汽集团为总部在吉林的央企。2015年，吉林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为22321.96亿元，而一汽集团2015年的营收为3950.0亿元，占比高达17.7%，在吉林经济中的地位可见一斑。2013-2014年，一汽集团的营收和利润均处于增长态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也分别为118%和123.2%。不过，2015年，一汽集团相关经济指标出现下滑，其中营收为3950.0亿元，同比下降20.1%，利润总额为450亿元，同比下降25.9%，净利润348.0亿元，同比下降22%。

梁启东援引数据指出，2013年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规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51.6%，但其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仅分别占32%和30.7%，资产规模与市场控制规模和利润水平明显不匹配。

“边缘化”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与东北经济类似，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不仅在近年来的发展中遭遇了挑战，从长期来看，亦呈现出被东部地区省份拉大差距，和被中部、西部省份逐渐赶超。

东北三省中，国有资产规模最大的是辽宁。据《年鉴》数据，2003年，辽宁国有资产总额为5184.4亿元，同年，山东为7490.7亿元，广东为10379.7亿元，陕西为2401.2亿元，四川为3521.4亿元。辽宁低于山东、广东，高于陕西、四川。

2015年，辽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2898.0亿元，同年，山东为32947.9亿元，广东为61168.4亿元，四川为33737.7亿元，陕西为20464.7亿元。辽宁不仅与山东、广东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被四川、陕西赶超。

从各省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9年，辽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2343.62亿元，同年，山东为3796.59亿元，比辽宁高62.0%，广东为3153.04亿元，比辽宁高34.5%。2013年，辽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12256.8亿元，同年，山东为22140.91亿元，比辽宁高80.6%，广东为17097.7亿元，比辽宁高39.5%，呈现出差距越来越大的态势。

再以中部和西部的省份为例。1999年，安徽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1006.99亿元，小于黑、吉、辽三省。不过，到2003年时，安徽已超过吉林、黑龙江，2016年超越辽宁。

1999年，陕西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738.34亿元，不仅明显小于辽宁，也小于吉林、黑龙江。不过，到2006年时，陕西超越吉林，2009年，陕西超越黑龙江，2015年，陕西则超越辽宁，从而全面超越了东三省。

从效益指标看，2000年到2016年这16年间，东北三省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率始终高于山东省，2001年以来，高于湖北、四川，2004以来，则高于广东。2000-2006年，陕西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率一直高于东北三省，2006年时，陕西亏损率一度达到44.65%，同年，辽宁为34.21%，吉林为38.94%，黑龙江为37.52%。不过，此后陕西的亏损率持续下降，2010年之后，陕西的亏损率持续低于东北三省。

东北“痼疾”

上世纪50年代，东北拥有25%以上的工业产值，43%的铁路里程，及“一五”期间30%以上重点建设项目。然而，今天的东北，却面临着经济“失速”和国企困局，且在全国经济和国企格局中日益边缘化，东北究竟怎么了?

这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北现象”说起。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丁四保的研究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北地区发展的多个条件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曾经的优势转变成了劣势。

首先，东北地区资源禀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丁四保指出

第一，东北部分矿产资源在长期开采中走向枯竭，森林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其生长量小于采伐量，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众多城市和地区遇到危机，且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最终酿成大面积的和难以解决的“资源枯竭地区”问题。

第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拥有丰富资金、技术和信息等“主导资源”的地区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足够自然资源的供给，自然资源的禀赋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只是一种依附性资源，东北地区的以自然资源为主的禀赋成为一种过时的资源构成。

其次，地区地理位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丁四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东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而地处东北亚的东北地区，已不再可能依靠俄罗斯、蒙古、朝鲜的国际关系获得足够的“开放推动”。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使得东北地区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且需要比其他地区承受更多的转换成本。丁四保指出，计划经济为东北地区留下了特别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东北地区为建立现代企业和制度要付出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成本。另外，当南方各个地区开始全面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工业经济的时候，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由于国内的卖方市场并没有结束而受到国家计划的要求和相应保护，而当国家完全取消计划和保护时，东北地区的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全面的买方市场，企业必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才能适应这个市场。

由于上述发展的不利因素在东北地区更为集中、严重和复杂，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东北历经改革、脱困和振兴，但发展的不利因素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并最终演变成了东北的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全国相对地位逐渐边缘化，被东部地区拉大差距，被中部、西部省份赶超的局面。

对于东北经济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李凯的概括是：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轻、重工业和服务业均衡结构调整的问题，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向国有、民营均衡市场主体转变的问题，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民营经济发展结合不利的问题，及政府自身治理及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问题等。

《意见》也指出，(东北)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活力仍然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不够，偏资源型、传统型、重化工型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变化，新兴产业发展偏慢;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结构单一地区(城市)转型面临较多困难，社会保障和民生压力较大;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基层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适应引领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市场化发展方面，记者对东北三省及其他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中国企所占比例进行了统计。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各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私企则呈现上升趋势。东北三省中，辽宁幅度最大，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61.3%下降为23.78%，私营工业企业则从8.38%上升到46.38%。吉林从2003年的78.57%降为38.39%，黑龙江从2003年的80.76%降为2013年的48.96%。相比之下，2013年，山东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为23.09%，广东为21.87%。

再从2017年中国民企500强来看，广东上榜60家，排名第3，山东上榜57家，排名第4，辽宁上榜6家，排名第16，吉林、黑龙江上榜2家，仅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此外，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发布的《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对各省市场化指数进行了评分和排名。报告显示，2014年，辽宁市场化指数排名第12位，吉林第18位，黑龙江第20位，辽宁、吉林较2008年均呈下降趋势，黑龙江持平。

资源禀赋方面，2008、2009、2011年，国家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其中，黑龙江为11个，全国居首，辽宁、吉林分别为7个，次于内蒙古，并列第3。

产业结构方面，李凯将东北的产业结构与全国产业结构演进特征进行了比较，发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长期以来表现出与全国整体产业结构变化相偏离的趋势。第一，东北支柱产业与全国支柱产业整体结构的偏离。以全国规模排名前8的行业为例，其中计算机、通讯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按规模排名分别为第一和第五，也是规模第一和第三的消费品制造业。东北地区在这两个产业中所占比重仅为1.19%和4.04%，相比较而言，广东为31.3%和17.67%，江苏为20.34%和23.07%。东北产业结构与全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是东北地区支柱产业内部结构的偏离。李凯指出，东北地区支柱产业中，重工业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产品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产业包括汽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除汽车之外缺少大规模消费品生产行业。

第三，东北比较优势产业的偏离。李凯指出，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大多为传统产业，其中工业能源与原材料产业优势最大。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排名靠后，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东北地区开采辅助活动占全国比例为30.46%，但其市场规模仅为2099亿元，居于38位，行业排名靠后。

第四是高技术产业结构的偏离。李凯指出，东北地区的高技术企业数仅占全国高技术企业数的5%左右，且呈下降趋势。在高技术领域，也表现出其结构的偏离现象，例如东北地区航空航天制造业所占全国比例较大，为13.36%，但航空航天制造业的整体市场规模较小，仅有3028亿元。而电子通信制造业的市场规模是其22倍，东北在其中所占比例很小，甚至可以忽略。

问题何解?

李凯指出，东北经济的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解决起来更为复杂和困难。比如，东北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工业品为主，就更适合国有经济来发展，民营经济因此发展缓慢。同时，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对外程度相对较差，出口较少，因此，东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就比较低。

而2013年以来东北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是长期以来未能彻底解决的体制机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进一步暴露和体现。

对于上述“痼疾”，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东北三省需要认真分析本省在产业结构、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具体短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对于辽宁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应是防范制造业快速衰退风险，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上求得突破。

对于黑龙江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应是努力破除“资源诅咒”，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

对于吉林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应是改变经济结构双重“一柱擎天”问题，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李凯强调，关于东北振兴，过去是按照国家产业布局的视角制定东北的产业政策，现在则应该着眼于区域振兴的目标，研究和制定区域政策下的产业政策。“东北的产业政策，不只是中央各部委要考虑，东北自己也要考虑，不要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的产业政策，而应该在全面振兴的视角下，将国家层面的产业布局，和东北地区的产业政策做好平衡。”

具体策略方面，李凯分析认为，从东北当前的产业结构来看，偏向于重工业，轻工业较小;轻工业中，高科技产品和消费品也较少。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起来的许多成熟产业，如手机、电脑等高技术领域的成熟产业，家电等消费品中的成熟产业，东北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位的。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产业结构会影响到就业结构，影响到一个地区的人才结构和人口结构，也影响到地区的活力，影响到创新创业，是个核心问题。而倡导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产业，对东北的中小型城市和县域经济，是非常有利的。这不仅可以改变东北的产业结构，也可以改善东北经济的区域结构。

因此，在李凯看来，东北地区应该形成以重化工业为特色，兼顾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产业结构，在相对均衡的产业结构基础上，找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找到未来发展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贾珅则强调，不应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体制机制、发展环境等因素，必须深刻分析和反思政策操作层面的失误和不足。三省近年经济发展出现问题，绝不单纯是体制原因造成的，政策操作层面责任不能回避。上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如果能够把中央给予的政策、资源支持有效用于增强区域发展能力，做强实体经济，而不是去搞房地产等短期项目，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发展困境。新一轮振兴东北政策要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也需要研究清楚。

国企改革是“重头戏”

鉴于国有企业在东北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及在技术、产品、人才方面的实力和优势，在东北振兴过程中，国企改革无疑是“重头戏”。《意见》也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使其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

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加快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今年4月，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黑龙江调研时指出，该方案是党的十八以来出台的第一个区域性国企改革专项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东北地区国企改革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积极推动落实《东北方案》各项任务，要以此为契机，着力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扩大对外开发、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集聚人才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及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上下功夫，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要扑下身子抓落实，进一步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充分发挥企业推动改革的积极性，积极发挥中央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打赢东北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肖亚庆说。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将推动落实《加快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开展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推进重点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研究推动若干重大企业联合重组。

东北国企发展呈现向好态势

在上述政策和方案的指引下，东北国企的改革发展正呈现出向好的态势。

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在今年1月举办的2018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媒体表示东北国企的改革，现在推进力度还是很大的，尤其在内部经营机制上的改革推进比较快，比如鞍钢、一重、东北制药等企业，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职工能进能出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去年许多东北企业扭亏为盈，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通过全面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有效调整业务结构，从2016年开始，东北制药生产经营逆势反转，当年缴纳税金2.65亿元，同比增长70%，实现利润2400万元，比上年减亏增盈4亿多元。2017年，公司全年汇总实现销售收入64.3亿元，同比增长16%;缴纳税金3.54亿元，同比增长33.6%;实现经营利润1.08亿元，同比增长3倍以上;出口创汇1.56亿美元，同比增长35.5%;公司总资产上升到106亿元，各项指标均创2013年以来最好水平。

辽宁国有企业的整体情况亦出现企稳回升。据辽宁国资委数据，2017年纳入省国资委财务快报统计口径的180家重点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033亿元，同比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73.7亿元，同比增利91.6亿元。其中，省属企业实现了收入利润“双快”增长，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536.3亿元，同比增长12.3%，实现利润总额139.6亿元，同比增长67.6%，亏损面下降至8.3%。

央企方面，2016年以来，在以三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带动下，中国一重深化内部市场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打响了扭亏脱困攻坚战，干部员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年随即扭转了连续24个月的亏损局面。2017年，中国一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1.27%，创历史最好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利55.82亿元。2018年上半年，中国一重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指标同比大幅增长，实现“上半年双过半“阶段性目标。哈电集团亦积极改革、加强创新，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有进，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40亿元，创历史新高。

不过，正如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所说，东北的国企改革不会一蹴而就，有市场和行业的周期，和结构调整的过程。2017年3月，肖亚庆在辽宁调研时强调，东北振兴，国有企业任务依然艰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内生活力，把发展势头保持下去。 国企改革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真抓实干，‘1+N’文件体系已基本形成，下一步工作关键是抓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实行“一企一策”，切实解决制约国企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牢牢树立市场意识，按照市场需求调整结构，抢抓机遇，突出比较优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强激励、硬约束，不断激发活力、提高效率。